赵玉 | 隐秘的影响力：从道家到莫里斯·布朗肖

为了证明这一点，本文接下来将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布朗肖是否了解道家思想？二是，布朗肖是否研读过《道德经》《庄子》等道家典籍？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在布朗肖与道家存在思想相似点的前提下，就可以直接证明，他确实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假如有一位西方人确实了解道家思想，那么，他了解的途径无非有两种：一种是与道家思想直接相遇，即，直接阅读《道德经》《庄子》等道家译本和相关阐释；另一种是与道家思想间接相遇，即，通过深受道家影响的其他学者的成果，间接了解和接受道家思想。对于一位严肃的学者或研究者而言，这两种途径往往会交互作用。也就是说，不论他首先接触的是哪一种，都会促使他主动去关注另一种。而布朗肖便是如此，他与道家既有间接相遇，亦有直接相遇。

一、布朗肖与道家思想的间接相遇

在布朗肖生活的时代和圈子中，不论是作为书籍存在的《道德经》《庄子》等道家典籍，还是作为思想家存在的老子、庄子等道家代表人物，都已经是颇负盛名。这主要得益于曾先后两次在欧洲掀起的“中国热”风潮：第一次热潮兴起于17-18世纪，以法国为主阵地；第二次热潮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德国为主阵地。根据克努特·沃尔夫的研究考察，第一个介绍道家和道教思想到西方的，是一位法国耶稣会信徒；第一个带有注释的《道德经》完整译本，首先出现在法国；率先展开对《道德经》全面翻译和研究的西方国家，也是法国。这一时期，《庄子》也逐渐受到重视。一战之后，一种对“道”的真正狂热又在德国爆发。马丁·布伯与卫礼贤的《道德经》和《庄子》德语译本，为这一时期的情绪高涨，提供了可靠基础。[5]

布朗肖恰恰成长和生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他不仅深谙法国文化，也精通德语，熟悉德国哲学与文学。面对道家文化在法、德两国的流行，他不可能充耳不闻。在这期间，欧洲许多著名的文学家与哲学家，都深受道家影响。而且，这些学者基本上都是布朗肖非常熟悉、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和详细解析过的。也就是说，布朗肖通过他们间接了解道家思想，是完全可能的。

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是一位受道家影响颇深的法国文学家。中国学者葛雷、钱林森，法国学者查理·莫隆，对此都做过分析和证明。[6]比如，他晚年追求“无”、“空”、“静”；他的《一个牧神的午后》化用了“庄周梦蝶”；他的《骰子一掷》体现出了“无为而治”、“发乎自然”的道家境界；他“诗中表现出对难以名状事物的感受的描摹越来越走向空灵和神秘，是受到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思想的影响”[7]，等等。

布朗肖对马拉美评价甚高，他称赞马拉美的创新让“我们眼前一亮”，称其“惊天动地”，具有“强劲的表现力”。[8]他说，马拉美要求诗人“脱离既有的现实，看神秘、无法看清的部分，借用空间扩散的力量，以及人类、世界充满韵律的生成过程中聚合的力量。”[9]换言之，就是不要拘泥于“有”，应该透过“有”去看“无”，而“人类、世界充满韵律的生成过程中聚合的力量”，不就是“道”吗？他还说，马拉美打破线性思维，大量使用均衡、互利关系，强调“如果此即彼，那彼即此”[10]，这不就是《庄子·齐物论》中说的“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是方生”吗？

瓦莱里是马拉美家星期二聚会的常客，他也“对中国古老文明和道家学说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忱。”道家思想中祸福、盈冲、刚柔、奇正、静躁、直枉、屈伸等对立统一的观点，对瓦莱里诗歌的形式美创造和哲学思辨，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诗中表达的诗人与环境之间的“物我合一”，几近于庄子的“万物与我为一”。[11]而他在《论达芬奇的方法论》中谈到，艺术家观照客体时，须消除偏执之我，达到“真我”、“纯我”的“无我”境界，这与庄子的“忘我”、“吾丧我”也是相通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