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 | 隐秘的影响力：从道家到莫里斯·布朗肖

值得一提的是，马丁·布伯在其《庄子》德译本中节译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这种对话，笔者接下来将要提到的颜回与孔子关于“坐忘”、南郭子綦与颜成子游关于“丧我”与“天籁”的两则对话，也在其中。

布朗肖称，师生关系中“我们不应满足于把榜样的角色归于导师，或把他同学生的关联定义为一种实存的关联。”这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庄子的态度。在《庄子》中，有些师生关系是“实存的关联”，但也有很多是非实存或虚构的，还有的师生角色甚至是可以颠倒的，亦即布朗肖说的不把“把榜样的角色归于导师”。《大宗师》篇中颜回与孔子关于“坐忘”的谈话，就打破了导师作为榜样的角色设定。在这段谈话中，从孔子“何谓也？”的问话，“蹴然”的惊异不安的样子，以及“丘也请从而后也”的表态，都可以看出，身为老师的孔子不仅不再是学生的榜样，二人的关系甚至有反转的迹象。

布朗肖还指出，“导师注定不是让关系的场域变得平滑，而是打乱它，不是让知识的道路变得通畅，而首先是让它变得不仅更为艰难，而且真正地无法通行；这也是东方的导师传统所清楚地表明的事情。”[35]而这正是《庄子》中多数导师的典型做法。《齐物论》篇“南郭子綦隐机而坐”，因“荅焉似丧其耦”引发了弟子颜成子游的问话。在这段对话中，子游先提出了三个问题：老师的状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人真的可以做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吗？今天凭几而坐的老师是不是与以往不同？作为老师的子綦先给了一个相对明确的回答：“今者吾丧我”；但接下来却并未解释什么叫“丧我”，为什么“丧我”，“丧我”又是如何做到的。从子游的三个问题看，他最想知道的正是这些，然而老师不仅没给解释，反而毫无过渡地说起了三籁的话题。于是子游只好跟随老师的思路进一步问：“敢问其方。”这一次他得到了回应，却不是对其问题的直接回答。于是，他只好让自己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化，他告诉老师，他已经知道了地籁是众窍，人籁是比竹，那么天籁是什么？然而老师的回答仍然似是而非。也因为这似是而非，历代中国学者对此的解释至今都难以达成共识。这段对话让人明显感受到了布朗肖说的师生间距离的不对等，老师的做法也的确“不是让知识的道路变得畅通”。由此看出，布朗肖说的“东方的导师传统”，的确与《庄子》中的师生关系非常接近。

综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布朗肖对道家思想的掌握，已经不是简单的“了解”一词就能够概括的。那么，他究竟有无研读过《道德经》《庄子》这样的道家典籍呢？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布朗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中，要获取《道德经》《庄子》等道家典籍的法、德译本，或者有关道家的研究资料，简直是易于反掌的事情。因为在这一时期，与欧洲人对“道”的狂热相伴随的，还有对道家典籍的“翻译热”。据粗略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仅针对《道德经》的翻译，就有1个新的法译本，4个德译本，5个英译本；对《庄子》的翻译也在这一时期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丁·布伯的《庄子》德语节译本（1910）和卫礼贤的《庄子》德译本（1912）。

这些道家译本在欧洲的传播范围与数量也很惊人，以卫礼贤的《老子》《庄子》《列子》德译本为例，“《老子》于1915年,1919年,1921年,1923年在耶那重版4次，在杜塞尔多夫重版3次(1952年、1957年、1978年)，在瑞士伯尼重版1次（1958年)；《庄子》在耶那重版10次(1920-1940年)，在杜塞尔多夫重版2次(1951年和1969年)，在瑞士苏黎世重版1次(1978年)。《列子》在耶那重版3次(1921年、1936年、1937年)，在杜塞尔多夫和科隆重版4次(1967年、1968年、1980年、1987年)，在瑞士苏黎世重版1次(1987年)”[36]由此可见，那段时间欧洲人对道家思想的关注度到底有多高！如此背景下，恐怕布朗肖想忽视道家思想都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