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铎、孔新苗 | 文明互鉴：人工智能视角下“美育文化”和“数的观念”再思考

立足“伦理—审美”与“数的观念”的文明互鉴，在人工智能时代再塑以美育人、守望人性的跨文化通约的可能生活。对这一“猜想”的合理性分析暂列三点:

(一)人类第一次需要作为整体去面对科技人工智能而建构自己的跨文化通约人文智慧。如果说以往面对机械工业生产力、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和全球生产链时，人类整体的危机性并不强，相反发达国家还利用了科技力量持有的不平等而行使了各类话语权和霸权。那么本次面对人工智能对人类生产力的质性改变，意味着在人类内部围绕控制先进生产力的权力博弈，会因人工智能作为第三方的“独立”介入而大大复杂化，控制人工智能完全不同于20世纪人类控制原子弹技术那么简单。被称为AI之父的杰弗里·辛顿反复告诫高级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危险，并举例当下水平的人工智能已能在训练中为自身考虑而实施“欺骗”。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问题。人性的最大公约数是伦理生活和审美生活，既因其深嵌于信仰文化差异、国族历史叙事之中难于跨文化通约，同时又是碳基生命区别于硅基智能的肉身人性的本质基础。在生存博弈论意义上，作为人类他者的硅基智能越强大、越“独立”，作为表征人性底层逻辑的伦理、审美的跨文化通约可能就将越凸显，越重要。“伦理是隐形制度，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是显形制度。隐形的制度对于文明的重要性在于，只有隐形的制度才有可能深入人心而化为内在制度，即化制度为精神。”在此意义上，本文就人工智能作为与人类并存的智能生产他者问题，提出人类需要建设跨文化通约审美文化的猜想:具有“伦理—审美”特质的中华美育文化，正是这一“伦理的隐形制度”得以跨文化传播的载体。伦理与美感的价值关联，是守望人性的现代新神话。

美育，作为心灵与情感的教育，起步于生命得以生长的文化伦理环境，成熟于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理性互鉴与对话自信。如果说宗教天然具有排他性，那么“语言”和“历史”则有可能在新的历史语境、新的伦理关系中成为跨文化沟通的新叙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世界文学”，就是世界性跨文化交流之于文化更新的必然要求。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借全球化之风流行的所谓“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试图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推广至全球，在主体间交往伦理的意义上，其与中华美育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相比，可以说有伦理精神的云泥之别。在此，正凸显了中华美育文化的跨文化通约“方法论”价值所在。

(二)人工智能为新艺术创造和新美育实践提供了跨文化的新媒介。艺术媒介与文化观念互为因果地形成了不同文化系统中的艺术形式语言、审美心理结构和美学鉴赏品位，如水墨与油画、以鼓节奏为中心的非洲歌舞和欧洲交响乐、芭蕾舞。人工智能的全方位数字复制演绎技术、算法编辑功能，使人工智能可以再现世界艺术史中所有媒介的特性;可以整合人类艺术表达的各种语言、形式和媒介特点而生成新趣味。在这一媒介元宇宙中，既可让传统票友欣赏到地道的特定艺术经典，又可以让时尚拥趸们体验到媒介整合的新奇景观，给美育的跨文化传播展开前景不可限量的想象与实践空间。审美是人性的感性花朵，永远追求新感觉、新体验、新创造，艺术资源可以被数字算法自由使用，但人性的感性光辉却不可能被算法模拟而穷尽。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全面取代人的感觉创造力，人会在此基础上再生出智能算法无法取代的新感性、新创造。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决定了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