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铎、孔新苗 | 文明互鉴：人工智能视角下“美育文化”和“数的观念”再思考

如果说人工智能是自古希腊“数的观念”起点以来人类科技文明发展至今的最新、最高成就;那么中华“美育文化”则是历经数千年人类文明的各个阶段依然维系人性价值与精神生活体验的人文活动，并在当下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一起走在了人类生产力更新的前列。以商、周作为文明发生关键期的中华文明，与人类最早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和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相比，是人类古老文明存续至今、活力依旧的典型案例。“中国的连续性从无断裂，其关键之存在论理由是，中国是一个以‘变在’(becoming)为方法论的文明，而不是一个固守其‘存在’(being)本质的文明。以‘变在’为方法论的存在并不划界以守自身同一性，也就不会拒绝本质变化，故能卷入一切异己而化为一体。”相较之下，中华美育文化在历史上未能同希腊“数的观念”一样风靡世界，这是由数理智慧与人文智慧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除了逻辑和科学以及满足逻辑性或科学性的思想，无论哪一种文化里的人文社会知识都更多具有特殊性，因此主要属于地方知识。现代以来，西方的人文知识体系往往被默认具有普遍性，其实是幻觉，比如柏拉图的‘理念’或基督教的一神论就属于特殊的地方知识。”而当人工智能改变了主导世界智慧力量的格局，人类与“类人”硅基智能发生智慧双主体共在博弈的新世界史情境，为美育文化为全人类守望人性价值提供了一种可能。

中国美育文化的特点在于，伦理始终不离开审美而存在。在西方文明史中，当宗教信仰和社会伦理在现代文化中剥离了与美的联系时，席勒的美育论力图在冰冷的工业秩序和唯利的资本逻辑中为人的感性自由建立一块审美的飞地，提出艺术源于游戏说，力图在游戏状态中找到感性与理性和谐的人性自由状态。而尼采则直接宣告上帝死了后，艺术是标志非理性自由的酒神精神高扬，预言了现代艺术打开艺术与审美分离、与伦理分离的潘多拉盒子。当代西班牙艺术理论家奥尔特加用“非人化”(Dehumanization)定义西方现代艺术与生活世界的对立品质，“新艺术并不是嘲弄其他人或事，没有受害者就没有喜剧，它要嘲弄的正是艺术本身”。当人工智能的强力逼迫人类必须在算法逻辑之外展示人性价值，艺术、审美是否能再度担负起守望人类精神生活的功能？

人文艺术以文化的形态、形式存在和传承，与科技智慧相比总是地方的，但艺术经验又往往被称为“世界语”，艺术总是以打动、唤起跨文化人性的生存通感体验而生产意义。今天，在人工智能营造的人类新生存情境下思考这一问题，哲学家赵汀阳提供了一个分析思路:文化的地方性特点决定了文化之间不存在“客观标准”，但任何真实的存在都不是完美而无懈可击的，故文化之间取长补短的交流总是不断发生，其特点是“输出方总是试图在输出优势功能的同时改变接受方的结构而达成同化，而输入方总是努力在保护自身结构的同时收获新的优势功能”。如此，一种文化长久存在的目标就是基本结构在交流中不能被解构，却能汲取他文化的优点而自我更新。他认为，维系一种文化的核心要素是由语言、宗教、历史组成的稳定三角结构。“语言、宗教和历史的三角结构明显具有排他性、唯一性和封闭性”，而三者中哪一种相对更可能形成与异文化的交流对话？首先，宗教不行，任何一神教观念都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历史上世俗化和现代化是对宗教最有力的消解。其次，语言的“本能”是解释世界能力的最大化，这导致其会通过不断充实新概念、新词汇来丰富自身，20世纪全球化浪潮下各国语言的互动达到空前的历史水平。同时，语言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表征，在20世纪东西方冷战、文明冲突中也成为思想设防的要塞。最后是历史，历史是历史主体对自身当下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对未来愿景规划的梳理与诠释，总是自己对自己的描述，不会承认他者对自己的不同描述。但“虽然历史有着被保护的主体性，但并非绝对不能被化，至少在一个情况下就可能被化入一种规模更大的历史——假如一种更大的历史能够与之分享共同的历史性、共同叙事与共同光荣的话”。赵汀阳指出:从语言—宗教—历史的三角结构看，没有一神教的中国文化结构则是“语言—历史—方法论”。“在常见的‘语言—宗教—历史’结构里，语言和历史都是地方性的，如果不借助武力扩张或经济推广，几乎不可能以自身的魅力而变成普遍的，因为每个地方都更认同自己的语言和历史。”而“方法论不需要超越性的假设而直接具有实践的普遍性。方法论的逻辑主语即使用者(或行为主体)是无限定的，可以代入为任何一个主体，因此不是排外的而是无所不包的”，“方法论意味着不需要预设价值观、信念或教条，仅仅考虑理性最优的设计和选择，即方法论(methodology)只考虑最优的做法(approach)”。赵汀阳认为在建构跨文化可能实践的通约性方面，中华文明最具能量的方法论是“易经思维”和“天下思维”。天下思维主要指制度设计的观念眼界，本议题重点关注作为方法论的易经思维。“易经思维，这种以变化为基本概念的思维排除了文化的原教旨主义，也排除了拒绝变化的完美主义，因此能够接受动态的重组、结合、让步与合作，也能够接受一个丰富系统内部的矛盾性，而总是通过‘动态均衡’来解决矛盾和不确定的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理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