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风 | 图案背后的文化逻辑

民间传统蓝印花布是体现图案层级互动的另一典型案例。邵阳蓝印花布“花好月圆”在设计上讲究“剖方为圆，依圆成曲”[12]。以中心方格对角线为直径作圆称为“剖方为圆”，四角花卉环绕形成“依圆成曲”。中心图采用“加框布景”的形式增加图案的深景之感，圆外方框的错位套叠又强化了空间层级，形成方中有圆、圆中有景的向心式层次美。图案的构成布局疏密有致，题材内容丰富且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中心对视而坐的人物、四角的蝠纹与铜钱、穿插环绕的点点花卉、带着流苏的网格边框等，人物、建筑、植物等元素环环相扣，形成“隔窗观景”的视觉趣味，让观赏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完美表达了“花好月圆”的爱情主题。（图10）

10.邵阳蓝印花布包巾“花好月圆”（来自网络“非遗我来说——蓝印花布”）

可以看出，图案在层级互动中反映的格局观念，本质上就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它既满足形式上的完整，又实现内容上的深远，多维度立体地承载了创作者的艺术审美与情感表达。

五、随物赋形

苏轼在《画水记》中云“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13]，强调了绘画要针对客观实物本身的不同形态给予形象生动的描绘。“随物赋形”体现了造型法则与自然规律的动态平衡，蕴含“形”与“物”、“意”与“器”的辩证关系，既尊重器物造型、材质、功能的物理属性，又通过艺术加工赋予其文化意涵，这是东方造物的智慧体现。

图案的生成是视觉语言、物质载体与文化观念三者之间的交织。换句话说，在现代设计应用中，图案的生成逻辑离不开器物的造型、材料、技艺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好的图案贴合器物的适配功能，可以从形式上体会装饰语言的美感与韵律，也可从中解读出所隐藏的设计师与使用者的价值观。优美的图案更是具有稳定的文化内核与不断变化生成新图案的生命力，实现“形”的审美生华与“意”的精神传达的统一。

1.形随器生

器物的大小、立面与平面形状，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都影响图案的布局与韵律，既要符合“因地制宜”的使用条件，还要展现“因才设饰”的审美效果。例如明代景泰蓝缠枝花纹梅瓶，在花瓶的表面均匀排列番莲花缠枝纹，形成均衡饱满的装饰纹样。纹样的排列与花瓶结构经过仔细权衡，瓶身的主体部分被均匀分割成上中下三层，每一层都等间距装饰番莲大花纹，且上下层之间的花头相错排列。纤细的枝蔓与细小的叶片呈左右与上下双S形结构以连结不同的位置与空间，每一个缠枝的卷曲空间又恰好能够嵌套一个花头。蜿蜒卷曲的缠枝花形成连续不断的图案网络，贴合圆筒器型的起伏空间，构建无限延伸的生长意象。梅瓶的器型与缠枝纹的上下延展形成静中有动的视觉张力，并成为中国传统瓶器类缠枝纹图案装饰的典型范式。（图11）

11.明代景泰蓝缠枝花梅瓶图案与器型的关系（笔者自绘）

元代青花瓷凤首壶，浑圆的器型上三分之二的位置装饰一只正在翱翔的凤凰，昂起的凤首做流，卷起的凤尾做柄。凤身绘在圆形壶体上部，双翅做下摆状垂至壶体两侧，身体的动态与壶身的圆弧面紧密贴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凤凰昂首飞翔的姿态都展示得淋漓尽致。壶底向上生长枝叶婀娜的牡丹花，呈现凤穿牡丹的祥瑞情景。作为元代宫廷用品，元代青花瓷凤首壶以鲜明的视觉效果、大气豪迈的形式美感突破了宋代瓷器的内敛含蓄之风，实现了对自然美与情感美的再创造与升华。（图12）可以看出，器物造型与图案装饰两者都应包括在预先设计的整体方案之中。所谓形随器生，说明图案装饰并非干扰或破坏器型，而是要提升器物的权衡比例之美。诚如雷圭元先生所言：器物的装饰要服从使用的条件，这叫“因地制宜”；又要发挥审美作用，这叫“因材设饰”。[14]

12.元代青花瓷凤首壶（北京首都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