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贤 | ​​​当代艺术的形态转向与美学的方位

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技术对社会结构化地“进驻”，艺术创作也试图在与社会、自然、文化的交互中寻求更为多元的价值以及拓展话语空间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当代艺术还是以最强劲的势头印证了鲍德里亚关于文化符号和拟像世界的判断与认知。本文试图从社会转型与艺术转向的关系出发，考察当代艺术转向的动因与机制，探索其在媒介与空间层面体现出来的特征，进而聚焦于技术之维，探究当代艺术形态的拓展及其表现，并以此为基础，对当代艺术的景观化与美学的空心化进行批判性反思，对当下何以重塑当代艺术的美学品格提出思考。

一、社会转型视域下的艺术转向

在艺术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下，艺术的价值并不纯粹源于自身，其与道德、技术、政治、宗教、哲学等社会因素有着复杂关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史观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论述。正因如此，阿诺德•豪泽尔在对艺术风格进行研究时，往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将其与特定的阶级相联系。即使新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反对传统的艺术社会学的简单反映论，然而其研究仍然注重将艺术现象置于动态的社会进程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被誉为“新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的T.J.克拉克在分析印象派的绘画时，直言其研究的主题为阶级与现代性。在其著作中，他将夏皮罗所指出的“新艺术的形式与其内容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置于其所构建的艺术社会史模型中进行了主题化演绎。由此可见，艺术现象与其所处的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艺术社会史学家研究的重点，不同的社会形态往往塑造出相异的艺术形态与美学观念。也正是在此种研究立场中，我们得以通过社会转型的宏观视角来把握艺术转向的特征。

在人类社会由手工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再到后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艺术的形态和观念也不断被重塑与拓展。可以说，由“美的艺术”转向“开放的艺术”彰显了社会形态转型下艺术转向的总体特征。“美的艺术”作为审美准则主导了西方古典艺术发展中的大部分进程，无论是温克尔曼笔下的“优美风格”，还是黑格尔所赞誉的“古典型艺术”，从形态上来说都呈现出一种对和谐形式、精湛技巧、完美秩序与历史叙事的追求。然而，随着“古典主义”观念的逐渐瓦解，现代艺术作品无论在形态还是观念上都呈现出一种“逆反性”：一方面体现为对技术性、规范性、公共性的反抗，在视觉层面解构了“古典”的被黑格尔、温克尔曼津津乐道的“和悦静穆”的美学趣味；另一方面艺术创作也开始向着观念建构的方向迈进，其不仅在理念上反对审美的理性秩序，通过强化感性的现代性重塑经验与感性，也在不断挑战公共性边界的情境中提倡主体意识(包括感性欲望)彰显的合理性。

若从当下社会的境况中把握当代艺术的面向，可以发现：当代艺术无论是从概念还是其类目上来说，都呈现出总体性的特征。就如简•罗伯特和克雷格•迈克丹尼尔所说：“当代艺术是一个融合了形形色色的风格、技巧、选材、主题、形式、目的和审美传统的广阔舞台。”因而，要把握当代艺术转向的总体面貌，无法忽略的是以下几个要素：

其一，转向的动因。当代艺术由极具个人化或高度仪式化的特征迈向了日常化与生活化，不仅艺术的传播方式与手段变得日常，人们的感知方式也在极度碎片化的社会空间中变得日常。德国新生代思想家韩炳哲曾揭示了“倦怠社会”的特征之一，即“深度无聊”，过度的刺激和信息咨询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注意力结构，“感知因此变得分散、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