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皮道坚 | 艺术的发展需要一个更为自信和开放的背景

89年现代艺术大展能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也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相互博弈的结果。那时候正值改革开放热火朝天的时期，一会儿这边占上风，一会儿那边占上风，然而随后局势突变，展览夭折。《美术思潮》在此之前已经被封禁，原因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路线问题。整个八十年代都在路线斗争中摇摆不定。

采访者：你曾谈到过阮璞先生对你的影响，他提倡要做有根据的严谨学问，反对“游谈无根”，鼓励你伏案读书，别写“报屁股文章”。实际上，当时当代艺术运动的理论阵地几乎都在于媒体，在你看来，那时的反思和创新是否都是在“无根游谈”中展开的？

皮道坚：关于当代艺术与传统是否脱节，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当代艺术家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比如黄永砯的作品就是在传统文化上生长起来的，西方人是做不出来的。尽管黄永砯的艺术起点是达达，但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通过西方现代艺术的方式进行当代表达，是当代艺术里的“文人画”，当然，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但这里的“文人画”区别于“新文人画派”，说的是苏轼、文同、米芾、黄公望、王蒙、倪云林这样一条重视文化和哲学思想的线索。

真正优秀的艺术家，具有才情的艺术家，通常能够在认识上达到这种高度，他们并非简单地模仿西方艺术，而是根植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无法自己提着头发，将自己从大地上抽离，我们始终站在这片土地上，这就是我们的在地性。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否自觉，以及这种自觉达到了怎样的深度。

采访者：阮先生为什么反对你参与当代艺术？

皮道坚：阮先生是一位做学问的古典知识分子，深受清代考据学派的影响，希望我成为他那样的知识分子。但八五新潮风云际会，我选择了走向批评写作和当代艺术的道路。与传统学术研究不同，当代艺术是当下活跃思想的体现。年轻时，我多偏向于与社会现场密切结合的思潮。今天来说，当代艺术应该是两方面的结合，既要有思想史的学养，也要注重现场的社会认知和思想性。

采访者：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是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基础的，而在这之前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运动，二者有不可磨灭的联系。但如果从今天对比看来，二者面临的同样问题可能是“靠运动和革命是否可以真正意义上建立起文化”。在你看来，对于上世纪后半段的中国而言，革命、运动与文化的建立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皮道坚：单靠运动肯定是建立不起新文化的，但是运动能够改变格局、改变走向，重新建设，可以打扫战场，清理了以后再建设。

对于传统和文化的重建，40年后依然处于启动阶段。始终还是要认为我们是一穷二白的。我们虚怀若谷，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积蓄力量，能做事的时候努力地做事，巧妙发声。作为中介人，我尽量通过影响一部分人去影响更多的人，把一些我认为正确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

艺术具有改变人的力量。没有经过艺术熏陶的人可能更多关注物质层面的东西，但视觉和精神层面的力量不容小觑。80年代，我为新潮美术辩护时就曾在文章中提到，当代艺术通过改变我们的视觉生活方式来呼唤一个现代社会的到来。有一个故事，毕加索晚年在巴塞罗那举办个展，记者围绕他询问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毕加索指着机场外的建筑说，正是因为有了我的艺术，才有今天这样的环境。这说明了艺术的力量，它能够改变人们的艺术思维方式，改变个人的生活轨迹，甚至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