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方法与实践》引入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鼓励学生走到社会现场发现问题、理解问题,同时为未来的艺术实践提供方法支撑。毕竟,当代艺术创作的逻辑就是“思想-观念-方法-实践”的闭环,而对现实的观察和问题意识的培养,则是这一闭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ARTDBL:这样的课程体系与传统的课程体系之间,存在哪些继承与转向?
范勃:整体来看,这次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了三个转向。第一,是从知识中心转向问题中心。我们不再按照以往单纯传授知识的逻辑来组织课程,而是以发现和提出问题为出发点进行设计。每门课程都从问题出发,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来建构知识、培养能力。第二,是从个体学习转向协作学习。现在,大部分课程采用课题制和项目制的方式,学生以团队协作完成课程作业。在信息时代个体日益原子化的背景下,这种模式让学生学会倾听、表达、协商与整合,培养他们在团队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是从封闭体系转向开放网络。我们按照“小机构、大网络”的思路,建立了通识教育中心,虽然人员不多,但激活了全校的教学资源:青年教师在跨学科、跨院系的合作中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资深教授在通识课堂上焕发新的教学热情,而外部专家的加入则带来了新鲜的视角。
ARTDBL:你提到《启智与开新》的第一个追问是“学院何为?”,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当下提出这个问题?今天的美院,与过去的美院有何不同?
范勃:我们希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初,先思考一个根本问题——美术学院究竟是干什么的?在社会的变革当中,它肩负什么样的责任?承担什么样的使命?其实,这不只是学生需要面对的追问,许多老师也未必认真思考过。美术学院无论在诞生之初,还是在发展之中,都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与技艺的传承,更是艺术思想的发生现场、艺术变革的酝酿之地和艺术新见的策源之地。所以,今天的美术学院,理应兼具四重功能:知识传授、能力养成、思维启迪与价值塑造,而不应受短期功利主义的逻辑所牵制。
教学需要迭代
ARTDBL:在通识教育的改革当中,你们提出“责任教授”的概念,这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范勃:前面提到通识教育课程的基本框架和内容,但在此之前,我们其实花了大量时间在前期的组织与筹备工作上。当“6+2”的课程架构确定之后,整个课程体系和教学思路都需要重新编写,于是就由责任教授带队,统筹各个板块的课程设计以及课程教师团队的组建。需要强调的是,在课程教师的选择上,我们不单纯以“谁来上课”为标准,而更注重跨学科的合作与共创。所以,知识传授、教师团队的组织管理,还有教学大纲的指导编写,其实就是责任教授的责任所在,这要求责任教授不仅要能统筹全局,更要在教学与研究中保持开放的视野与细致的工作能力。
ARTDBL:这么庞大的部署和变动下,教学激励机制上是否也会有一些变化?
范勃:是的,比方说一些奖励机制和课酬标准都会重新制定,例如原来在二级学院,课酬大概是按二十五人一个班的标准来发放,但如今的通识课程往往由多位教师协作完成,每个班的学生动辄四五十人,课酬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改革似乎只是教学内容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它面临着很多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不同部门、机构之间的壁垒被打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