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凌 | 思想的锐度——《美术》杂志与当代美术批评话语的生成

在这里，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批评的自觉是如何发生的？关于这一问题，郎绍君在《批评的自觉》一文中认为：“艺术批评的自觉，是有所意识但又难以释说的课题。”[6]为了说清楚这一问题，郎绍君列举了诸多促使艺术批评自觉的原因，如艺术理论、艺术史与批评的关系，批评家独立人格的形成，批评家的审美经验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批评自觉的必要条件，然而却不是批评自觉的根本机制。如果我们将批评还原至它所产生的特定的时空里，会发现它的本体自觉生成于四种机制所构成的复杂框架中：1.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其提供了政治学基础与舆论空间；2.普遍的反思性与批判性社会思潮构成其思维向度与性格；3.狂飙突击式的美术运动唤醒了其原初的冲动；4.大时代催生的批评家人格为其提供了主体，而这一主体天然的标志是质疑、反思、敏感，充满创造性欲望。

如果说1985年之前的批评更多的是对实践领域的被动回应，那么，1985年后，批评则逐渐进入本体自觉的阶段，其标志是批评家群体开始将“批评”本身作为思考与激辩的对象，一场关于批评的“元批评”思潮由此兴起。《美术》杂志在1988年至1990年间，集中推出了一系列奠定批评学理基础的文章，将批评本体自觉的讨论推向高潮。

1979年《美术》第2期刊登吴冠中《绘画的形式美》，而后引发了美术界关于“形式美”的大讨论

概言之，这场讨论从四个维度构建了批评本体的框架。

其一，概念厘定与本体意识强化。何谓“批评”是批评家集中讨论的问题。殷双喜在《美术批评的基础》一文中赞同文杜里关于艺术批评应该是美学观点与艺术直觉经验的统一，是普遍的艺术观念与个人的特征统一的说法，并坚持当代美术批评应引入英国批评家瑞恰兹的“交际理论”和“评价理论”，“我以为，这种交际（关系）理论和评价（价值）理论实际正是批评理论的哲学核心”[7]。王艾明在感慨中国美术批评界进入了思辨时代的同时，也为其概念、方法、语言的混乱所困扰，因此发出了“建立艺术本体批评学”的吁请。[8]其后，邓福星在《何谓“美术批评”》一文中对批评概念的探讨与界定，可视为这一阶段讨论的成熟性总结。在他看来，美术批评是以作品、流派、现象、风格、思潮等作为对象的阐释与评价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分析与综合是美术批评中主要的逻辑方法。[9]此外，易英、范迪安、王明贤、殷双喜、高名潞还就“批评的本体意识和科学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范迪安强调，“更重要的是批评如何建立自己的本体”“构筑批评的本体是每个批评家的终极任务”[10]。

其二，批评作为独立的价值建构体系。尽管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批评家们各执己见，但却在批评作为独立的价值建构体系这一看法上达成了共识。孙津在《权威价值的实现》中确信，批评应该成为一种独立自洽的权威价值实现的体系。[11]另外，在其专著《美术批评学》中，他进一步强调：“美术批评作为范畴，并不是一个合成词。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把‘批评’看成以它的定语美术为自己性质的限定，‘美术批评’中‘批评’的功能更不是由‘美术’所规定的。‘美术批评’作为一个范畴，本身就有美学性质，它标示某种态度、观点和实践方式。”[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