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凌 | 思想的锐度——《美术》杂志与当代美术批评话语的生成

如何将“历史的真实”提升、转化为“艺术的真实”，始终是重大题材创作的核心问题。张晓凌认为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有二：一是叙事逻辑，一是绘画语言。在他看来，“以科学实证为基础，通过特有的阐释模式和审美叙事，将历史置于历史表现层面，在那里建构出历史哲学图景。唯如此，历史事件、重大题材才能由史实转化为史诗”[22]。同时，“没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图像结构与语言风格，历史画便失去了历史表现力”[23]。在这个问题上，薛永年进一步提示道：“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必须把握人是历史事件的核心，历史本身、历史文本与历史题材的美术之间，有一个交汇点，这个交汇点就是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和艺术家相应的体验与感受。”[24]张敢亦认为：“图像可以呈现事件的细节，但不等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只有把握好历史真实与艺术创想之间的关系，‘重大题材创作’才能真正诞生一批既有极高艺术价值，又能够弘扬中华文明的精品力作。”[25]如何破解重大题材创作中的构图、人物气象等问题，张鹏认为对传统故实画的形式及经验应予以高度重视。“中国故实画系统，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积淀了非常丰富的技法、语言、构图等形式经验”[26]，是当代重大题材创作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

关于重大题材创作的历史地位、历史属性问题，黄宗贤在《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与中国现当代美术史的建构》一文中作了深入的论述。他几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写道：“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既是艺术家力求艺术语言、风格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历史，更是百年来中国人民为民族国家独立、民族的解放而不懈抗争、奋斗的形象史，是人民推动下的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形象史诗。不可否认，在百年来的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具思想含量、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的艺术作品主要是主题性创作。”[27]论及重大题材创作的当下意义时，郝斌从“凝聚中国新精神”“繁荣当代文艺创作”“培养爱国主义情操”“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等角度予以了多层次的阐释。[28]

2018年8月，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联、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启动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是一项产生了极大社会影响的大规模创作活动。为此，尚辉撰写了《史诗的图像建构——历史画作为党史百年叙事的图像志》一文予以评价。在文中，尚辉不仅归纳出百年党史图像建构的几种模式——1.寻踪史迹，重建现场；2.去蔽还原，尊重史实；3.以史抒怀，宏大叙事——而且就重大题材创作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其结论是：“美术作品中呈现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都应是视觉审美或当代视角的历史呈现。而这些历史画所浓缩的党史足迹，也都是以当代视觉审美方式对于党的伟大形象的审美塑造。”[29]

（二）“写意”艺术观的建构

倘若重估21世纪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美学及批评理论，那一定非“写意”观莫属。这一新艺术观崛起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可谓前所未有。除美术界将“写意”观定位为理论一尊之外，这一观念还广泛贯彻在电影、戏剧、舞蹈、音乐等领域的创作与批评实践中。夸大一点讲，“写意”观不仅已攀升为各创作领域中至高的美学准则，构成新的创作方法、策略与价值指向，而且也无可置疑地成为理论与批评的美学支点。事实上，作为个人化的美学兴趣与创作方法，“写意”观早就出现在美术、电影等领域。比如在油画界，罗工柳、欧洋、戴士和、尚辉等人早在二十多年前即提出了“写意油画”之概念。在电影界，我们可以看到侯孝贤在《聂隐娘》等影片中对“写意”性手法炉火纯青的运用。《美术》杂志之所以成为现代“写意”观的塑造者之一，原因在于，它比其他媒体更早地意识到，“写意”观的确立是一次由西而东的巨大的文化位移，也是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理论与批评重构的理论基础。阅读《美术》杂志发表的此类文本，可以感受到理论界、批评界普遍的心理变化：21世纪以来，为构筑现代艺术体系而崇尚西方现代哲学及艺术理论的热情愈是衰退，重返传统人文体系，在那里寻觅到具有精神原点价值的概念并加以重构的冲动便变得愈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