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凌 | 思想的锐度——《美术》杂志与当代美术批评话语的生成

上述事实表明，没有价值建构的批评难以称为真正的批评。20世纪80年代末，当代美术批评确立其本体意识与独立品格后，一个新的课题随之而来：如何创建一套既能回应中国现实问题，又具有学理逻辑的价值体系？粗略算起来，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术》杂志的批评话语一直围绕着这一重大现实之问而展开。随着美术创作实践的推进，《美术》先后生产出“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写意性理论”之论辩等建设性批评话语；与此同时，《美术》近年来对中国近现代美术的讨论，也激活了艺术史家、批评家重建和再释“现代性”的兴趣。这些方面的实绩虽不能完全涵盖《美术》批评话语的建设性成果，却也足以让我们感知到从历史深处所弥散出的思想芬芳。

2013年《美术》第9期“美术学”栏目策划“写生创作谈”专题，刊登张仃、刘秉江等12位艺术家谈写生与创作的文章

（一）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论辩

21世纪以来，依托于举国体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呈现出鼎沸之势。以2005年开始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为起点，先后有“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1——2016）、“‘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创作工程”（2014——2018）、“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2017——2019）、“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2018——2021）等工程实施并完成。上述各项目规模之巨、投入之大，在新中国美术史上也属罕见。这个超级文化现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激发了理论家、批评家的创新欲望，只要看看他们诸多著述中闪耀着想象力光彩的新见解便有了答案。令人欣慰的是，除了那些针对作品的批评性意见外，批评家们的理论话语探索完全是在创作体系之外的。换句话讲，批评家们的创新之论是与创作体系平行的、独立的价值建构活动。篇幅所限，在这里仅仅就重大题材创作的概念与性质、其创作规律以及它的历史意涵与当下价值三个方面，对批评家们的观点作简单的归纳。

何谓“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如何界定其概念与性质？冯远、范迪安、徐里、薛永年、王镛、尚辉、于洋、黄宗贤、张敢、张鹏、张晓凌各自给出了答案。范迪安以为，应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意识形态性，即历史画背后都隐含着某种思想观念；二是历史真实……需要一种‘写实性’创作；三是典型性……艺术家需要通过典型性手法，创造性地塑造历史。”[19]就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观，于洋的观点更为明确：“主题性美术具有较为明确的时代规定性与意识形态属性。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特色，同时在作品中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导向性。”[20]在《历史的审美叙事与图像建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论纲》一文中，张晓凌这样界定了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历史画）的性质：“历史画属于历史叙事范畴。作为一种以图像再构历史实在的艺术创作方式，它拥有历史叙事的基本特征。一方面，它以历史研究文本、历史遗存所提供的‘历史真实’为起点；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文学式的写作，一种依赖于想象和虚构的审美图像塑造活动。概言之，它永远徘徊于历史实在与审美话语、‘真实的’叙事与‘虚构的’叙事之间，既是‘科学的’历史编述，又是‘诗学的’历史编述。”[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