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中华传统美学强调的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强调“量体裁衣”“因地制宜”。而工业化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同质化——从产品到设计、从城市到文化,很多东西都是预制的、趋同的。即便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看似可以打破这种同质化,但本质上它依然依赖于标准化的算法逻辑。传统的中华美学则反对这种同质化,推崇个体和定制,强调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设计。中国的传统美学重视的正是个性化、独特性。设计并非纯粹的科学,而是一门具有浓厚人文色彩的学科。具有人文色彩的学科往往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和国别性。例如,物理学、数学是全球通用的,数学也无需建立中国话语体系,因为它本身是普适的,不会出现西方1+1=2,而中国1+1=3这种差异。我们学习的数学教材不会被称为“中国数学”“美国数学”或“英国数学”。而人文学科分国别,不可能存在一本泛称为《文学》的书籍,而是必须区分为《中国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等。中华传统美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它不仅强调国别的差异,更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在这种美学观念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AI生成的东西都是相同的,至少思维方式是相同的。毕竟在工业化时代,诉求于“不同”的成本太高。但是,传统生活美学始终坚持“因地制宜”,例如湖南的吊脚楼、陕北的窑洞、内蒙古的蒙古包、北京的四合院、福建的土楼、上海的石库门……每个地方都不同。而现代社会的快捷酒店,往往标榜的是“不同的城市一样的家”,今天到任何城市,不论是上海、广州,还是悉尼、东京,看到的城市面貌都是一样的。这正是机械化时代的后遗症——世界在不断走向同质化。
04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华生活美学智慧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这也给中华传统生活美学的设计实践带来诸多问题。其实,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工具,任何东西都可以与之结合,它本身没有个性。人工智能的核心是算法,这个算法是普适的,不分国度,不分地域,只需要对其进行训练即可,它只是一个生成机制。无论是“文心一言”,还是“豆包模型”,它的个性其实仅仅体现在语料库的不同上,其算法本身无法拥有真正的个性。今天,人工智能要回归它作为工具的本质,它可以辅助我们更好地普及中华传统生活美学,辅助我们创造更多符合人性化需求的作品,但它不应取代我们对于生活、艺术和美的创造。人工智能是我们在创作中的助手,绝不应代替我们的独立思考和个性表达,仍然是以人役物,而非以物役人。在中国传统生活美学中这样的观念比比皆是。正如禅宗所讲:“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如果心灵迷失,我们就失去了对于客观世界的主宰,只能随波逐流。庄子《天地篇》也讲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之所以不屑于使用机械化的工具来替代内心的自由,是因为依赖机械化工具会让人的心智被异化。笔者曾看到过一个评论:“人工智能最初是被用来做体力活的,帮助我们做清扫屋子这样重复性的工作,从而让人腾出时间来做创造性的工作,但现在却反过来让人工智能替代我们作诗、画画,这其实走偏了。”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对人工智能工具属性的认识,明白它只是辅助我们操作的工具,而非替代我们思考和创造的主体。
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会使得人类审美变得麻木、降智。人工智能的普及可能会让我们越来越依赖它来判断何为美,图像生成工具已经开始替代我们决定什么是好看。这种便利可能会让人失去主动审美的感知力,造成审美的麻木。到最后可能就变成“生成即美”,那样人的审美就被动了。这并不是设计的初衷,更不是生活美学所应该追求的。同时,人工智能深度介入艺术创作也确实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比如审美的垄断。人们可能会逐渐丧失自发的审美敏感,变得越来越依赖和认可机器机械生成的审美趣味。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审美判断会被技术异化,审美本身可能变得机械和被动。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排斥人工智能。正如生活美学讲求“和而不同”,在应对人工智能的冲击时,同样要以一种开放而审慎的态度接纳它。人工智能的介入,实际上也为中华生活美学提供了新的诠释路径和可能性。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引导,如何在传统美学精神的框架下合理地利用这些新技术,而不是被它们所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