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上，对周期波动的判断能够为宏观调控以及企业经营提供决策依据。那么，我国经济目前处于周期的哪一阶段？宏观政策如何维护经济周期的韧性？企业如何增强穿越周期的能力？对此，《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晓曙博士。

我国经济周期的发展将呈现多维度的演绎

采访者：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日前表示，当前美国进入高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收紧的新经济周期，叠加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政治周期，可能加剧自身陷入混乱和冲突的风险。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这对中国有哪些影响？

刘晓曙：瑞·达利欧对美国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深刻洞察，深刻揭示了当前美国自身面临的挑战。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动态紧密相连。

首先，美国货币政策紧缩对中国货币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外溢效应。美联储为控制高通胀，自2022年3月起开启了持续的紧缩加息动作。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周期出现错位，目前中美利差已倒挂达220个基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持续强势。这将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中国在利率调整上的自主性，需要在调整利率时考虑对汇率的影响。

其次，受美国政治周期影响中美经济关系不确定性或将加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往往受到政治周期的影响，2024年美国进入总统大选周期，无论哪个党派执政，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采取遏制政策的立场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在大选时期内，美国或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这无疑会影响中美双边贸易与投资。

最后，美国经济补库存利好中国出口。尽管美国经济面临高利率环境，但其经济和就业市场显示出较强的韧性。反映需求波动的Markit制造业PMI指数自2023年初触底后趋势性回升至今，库存总额指标也显示美国制造业自2023年下半年已开启补库存。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带动了全球制造业周期性复苏，支撑了中国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的出口增速持续好转。

采访者：您认为中国正处于哪一个经济周期？为什么？

刘晓曙：通常我们所说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康波周期（长周期）、朱格拉周期（中周期）、基钦周期（短周期）。当前，中国经济此三周期复杂叠加。其中，康波周期处于底部远右侧，朱格拉周期处于底部近左侧，而基钦周期不明显近乎消失，正处在修复状态中。

康波周期反映的是新旧技术-经济范式的更替，跨度一般为40-50年。自2016年起，中国的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新旧技术的交替推动了企业绩效和资本收益的增长。正如中国的资本效率在2016年开始出现了由降转升，并迤逦上行，这也印证了中国正处于由数字经济引领的新一轮长波周期的上升阶段。

朱格拉周期则是以企业设备的大规模更新和固定资本投资为主要驱动力，周期跨度大概是7-10年，且在朱格拉周期的尾声往往伴随产能过剩。我国本轮朱格拉周期始于2016年。当前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3.6%与本轮朱格拉周期开启之前的2015年底基本相当。我们预判本轮朱格拉周期已近尾声，处于底部左侧。

再来看基钦周期，它本质上反映实体经济的需求波动，周期一般为3-4年。我们这几年的研究都是用制造业PMI新订单指数来观测实体经济需求，可以发现2022年以前，我国实体经济需求呈现相对有节律的周期性波动，但进入2022年之后这种周期属性变得不那么明显。进入2022年以来，除了少数几个时间外，制造业PMI新订单指数大部分时间均在荣枯线50以下的低位徘徊，处于弱PMI局面，经济短周期仿佛消失不见了，或者说以常规的方式观察变得不明显了。

采访者：您认为下一阶段，我国经济的“周期”将会如何演绎？

刘晓曙：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周期的发展将呈现多维度的演绎。目前，我们正处于康波周期的上升期，伴随数字经济中诸多颠覆性新技术的兴起，以质（资本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以量（GDP增速）来衡量，中国经济将持续改善向好。与此同时，随着新一轮朱格拉周期的到来，预计我国在设备投资方面将进入一个新的扩张阶段，特别是那些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力领域。

然而，与长周期与中周期相比，短周期的前景则存在更多不确定性。正如前面所述，我国当前经济短周期变得不那么明显，好像消失了。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疫情导致经济运行秩序受到冲击，比如工业复工不足、消费信心下降，以及疫情后库存投资行为异化，即2020年与2021年的出口超预期走强，引发了我国出口企业盲目乐观预期，扭曲了企业的存货投资行为，导致过度补库存，最终反噬了其后的需求增长。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经济结构转型期与市场化力量变化叠加改变了经济周期的运行逻辑。一方面，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的动能正在从房地产和基建为代表的旧动能向以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转换。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产能消耗部门需求结构的变动是制造业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因，制造业作为产能生产部门如果不能通过调整自身结构适应产能消耗部门的结构变化，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产能过剩甚至生产过剩现象，进而抑制经济的短周期波动。当前，我国制造业仍是以服务房地产与基建等传统经济为主，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供给能力则相对不足。制造业结构调整速度慢于国内需求结构的升级，导致了当前我国制造业结构性产能过剩——制造业落后产业的相对过剩与制造业先进产业的相对供给不足共存。另一方面，近两年民营经济预期不稳、安全感不足，已成为影响发展经济的重要因素，投资、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抑制。2022年以来，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低位下行，市场化力量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为产能生产部门的制造业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调整不及时、调整步伐小，加剧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目前房地产等旧动能不断减弱，高端制造业等新动能还在走向成熟中。要修复经济周期韧性，就要解决新旧动能“青黄不接”问题。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政府工作首位，本质上也是强调要通过培育新动能、新产业，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今年3月份审议通过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也是旨在通过新一轮“以旧换新”在提升有效需求的同时，加快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持续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

展望未来，伴随经济结构调整加速推进，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市场秩序，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企业、居民的信心加速修复，近乎“消失”的经济短周期则将再现江湖。

采访者：对于企业而言，如何增强穿越周期的能力？

刘晓曙：海尔集团创始人张瑞敏曾说过：“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

顺应时代的变化是企业穿越周期的关键。

首先，顺应经济周期大势，方能行稳致远。企业要对外部经济环境，特别是周期大势保持清醒认知。观察我国经济,，既要看数据升降之“形”、市场变化之“态”，更要把握长期发展之“势”。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是结构性问题还是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问题是缠绕在一块的，两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经济周期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循环往复，其最根本的核心来自资本效率或者说资本利润率的周期性波动。围绕利润率的技术创新、更新或者市场的开拓与拓展，本质上就是不断地破坏旧结构、创造新结构的经济结构调整。因此，不断拉长时间的尺度，结构性问题其实都是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同时间跨度周期性问题的一部分。面对无论是经济结构转型还是经济周期波动，企业要做的只一个字：顺。

其次，坚持创新，提升企业发展韧性。当市场需求趋于饱和时，企业通过创新产品与业务模式，寻找“第二增长曲线”，打开潜在的市场增量空间，这其实也是经济周期背后所蕴含的新陈代谢基本法则。此外，创新也是企业持续提高效率和竞争力的关键。通过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企业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提供高品质的产品。有研究表明，在经济危机期间，高质量产品所受到的冲击小于低质量产品。

采访者：政府应如何通过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修复经济周期的韧性？

刘晓曙：当前，经济周期韧性的维护与修复仍需宏观政策持续呵护。

传统的宏观调控，如我们常说的逆周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必要的。它们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短期下行压力，修正实际经济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但必须认识到，潜在产出水平的波动也具有不同时间跨度的周期波动性，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并非简单的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要从根本上维护与修复经济周期的韧性，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发挥微观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打开市场发展空间。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主要通过制度改革来扩大市场规模，每一次市场规模迈上新台阶，都离不开体制机制改革。例如，1978年中国农村联产承包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政策，特别是在1979年7月和1981年5月，国务院分别发出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1984年改名为乡镇企业)的若干规定，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打开了市场空间；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强化市场经济制度，进一步拓展了市场空间；2001年，中国加入WTO，则是通过更大力度的对外经济开放为中国再一次迎来了市场机会等。因此，传统宏观调控政策之外，更加需要的是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广阔的市场空间。

一是打造高质量的营商环境。以法治化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提供更大的经营自由度。例如，通过弱化行政干预，进一步拆除各种藩篱，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等，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同时，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真正把民营企业当作“自己人”，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

二是激发市场主体创新积极性。“创新，不是计划出来的”，特别是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创新，以市场化主体为主导的创新环境更加重要。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监管规则也应与工业经济形态下的不一样，但现实中我们很多的监管还是拿地上交通的红绿灯规则去管天上的交通。面对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破坏性创新，常常还会有多个政府部门联合或分别出台过多个部门规章。诸规范之间往往难以协调自洽，这种过度“法制化”对成本控制十分敏感的科技创新企业容易造成不利影响，损害它们的创新和创业活力。因此，相比产业政策支持，更加重要的是通过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建立激发市场创新活力的市场化机制。

采访者：你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后的增长新动能是什么？

刘晓曙：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两大重要方向，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与传统生产力依靠大量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同，数字经济在驱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数据要素的使用，形成了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生产函数。数据要素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发挥作用，利用数据要素不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决策质效，可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例如，根据工信部网上披露信息，在我国已经建成的2500多个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中，经过AI改造的工厂研发周期缩短了约20.7%、⽣产效率提升了约34.8%。数据要素具有的非排他性、可复制性和边际成本为零等特性正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此外，数字技术可以使得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轻易获得联系，海量的“联系”拓展了人类的社会活动空间，延伸了人类的需求空间，衍生出新的消费习惯和新的消费模式。这些新兴的市场空间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

绿色转型也是经济未来新的增长点之一。绿色经济代表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更科学的一种制度安排，通过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生产体系，能够提供更多资源环境代价小、资源利用效率高的产品和服务。绿色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例如，应用低碳节能、清洁能源和污染处理等为代表的绿色技术，生产过程中能够减少资源浪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还将催生或加速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发展。未来以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碳捕获与封存等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业将进入高速增长，以新能源产业为例，今年1-5月太阳能发电和风电装机容量同比分别增长52.2%和20.5%，这些新兴产业的崛起或加速发展将形成强劲的增长引擎。

（来源：原载于《金融时报》）

（刘晓曙，清华理学博士、厦大经济学博士、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