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吉荣的版画作品以“时空叙事”与“物性观照”的双重视角，对文化记忆进行多维呈现。本文通过探析周吉荣版画创作的语境、时空架构、媒介物性，揭示其如何唤起人们对文化记忆的深刻感悟，并引申出其作品在保留文化记忆、厚植文化根脉等方面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周吉荣；版画；时空叙事；物性观照；文化记忆

周吉荣版画艺术的创作历程是中国当代版画发展的一个缩影，他以版画语言在色料、版材和承印物的交织中，印刻出承载文化记忆的时空景象，其作品始终秉承着对艺术语言的创新与文化根基的恪守，用独特的“时空”解构线性历史叙事，以深厚的“物性”观照逝去的记忆，形成了具有标志性的艺术风格。

图1周吉荣《城市——惊蛰之五》丝网版画

63.5cm×97cm 1992年

一、周吉荣版画的创作语境与分期

周吉荣版画中对文化记忆的表达，生根于其独有的成长历程与艺术底蕴。1962年，周吉荣出生于贵州，黔境的古朴民俗与山水灵韵赋予了他对地域文化、自然景象的敏锐洞察，为其日后的记忆埋下了情感铺垫。1983年，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师从广军、吴长江等前辈版画家，步入系统化艺术探索之路。在读期间，周吉荣对木版、丝网、铜版等版画技法的熟练掌握以及对媒介物性的精准驾驭，同时确立了关注社会变迁与人文价值的创作路径。1987年，周吉荣毕业后留校任教之时，正值中国社会经历巨大转型与新旧文化思潮的激烈冲突时期。面对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的巨大转变，周吉荣的内心深处始终被忧虑牵绊，“我成长的时代，正好是传统文化嘶嘶断裂的时期，我不断前行，却无法获得传统的整体精髓并延续下去，这是一种成长的痛楚”^[1]。这种被割裂的担忧让他开始思考如何在创作中兼顾传统与现代、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

周吉荣的版画作品始终围绕城市变迁与文化印迹展开。其创作动因既受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思潮的驱动，更源于他对所处城市中生活景象日渐消逝的感慨和留恋。纵观周吉荣近40年的版画创作历程，以其作品在题材聚焦、风格语言、媒介运用及思想内涵上的转变为依据，可将其艺术创作脉络划分为三个时期。1985年至1993年为风格探索期，代表作品有“北京胡同”“城市”系列等，该时期的作品风格以具象写实为主，关注老北京城市景象的细微塑造，将丝网版画本体语言与文化记忆表达相结合。1994年至2006年为风格成熟期，周吉荣相继创作了“最后的纪念”“时空记忆”“海市蜃楼”等系列作品，艺术家尝试拓展表现方法，融入历史时空意蕴来构建叙事体系，文化记忆的承载维度日渐凸显，形成了兼具技法精度与思想深度的厚重表达。2006年至今为风格延展期，“景观”“故城”等系列持续推进，其间还创作了两幅主题性版画作品，逐渐凸显时空叙事与物性语言相结合的艺术追求，让文化记忆呈现更具深度与质感。

图2周吉荣《景东秘境之二》丝网版画

28cm×60cm 2008年

二、时空维度下的文化记忆叙事

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化发展历程中被遗忘的文化记忆逐渐成为周吉荣版画创作关注的焦点，他通过对时间沉淀与空间转换的艺术叙事，将城市发展中的文化记忆转变为可视的艺术意象。这种转化契合着“文化记忆”的定义，即“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象征系统、意象系统等，并通过这些文化形式得以存储与传承”^[2]。在周吉荣的作品中，“时空”是塑造身份认同与承载集体经验的重要元素，时间维度的文化记忆表达侧重通过代际延续形成记忆的“沉淀性”，他通过版画独有的印痕、深浅叠加和肌理层次的变化使城市景象得以具象化。空间维度的文化记忆则侧重表现与艺术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地域建筑与现实景象（如北京胡同、四合院、围墙等），使潜藏的文化记忆获得可感知的物质载体。

如果把时间看成一个框架，那么记忆就是被整理、定位并归纳在不同时间瞬间上的印迹复合，包含着一种复杂的观念化过程。^[3]2024年，周吉荣在湖北美术馆举办的“晷时印迹——周吉荣艺术展”的开幕式上说道，“时间是贯穿我作品中的关键词，串联起我对时空、物性与文化记忆的探究”^[4]。这一创作意图与他的生活背景深度契合，他成长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时期。此时，周吉荣有关老胡同拆迁、高楼崛起等城市记忆的创作以时间叙事为主线，通过传统与现代城市景象的对比，呈现记忆的承续或断层。周吉荣早期的《北京之十二》和《城市——惊蛰之五》（图1）等版画作品正是这一创作特点的代表。画作中，灰色的北京胡同、四合院和围墙等元素，充满了历史的韵味与人文气息，这种对老北京视觉符号的提炼并非周吉荣的个人记忆，而是属于城市群体的共同视觉经验。胡同里散步的老人、奔跑的青年等人物形象，同样是被艺术家归纳的代际传承符号——老人代表着传统的延续，青年则象征着新生力量的涌现，周吉荣将二者并置体现了文化记忆既连接着过去又孕育着未来的特性。周吉荣善于运用版画的艺术手法将传统文脉与现代元素相融合，使作品在时间的延续中呈现出独特的魅力。例如，在《进化图典——树之一》中，古老的城墙与现代的城市景观相互映衬，体现了时间的流转与变迁，使观众能够穿越时空，感受到文化记忆在岁月长河中的延续，这种妙趣横生的时空交叠，正是周吉荣作品中迷人且深刻的地方。

图3周吉荣《景观——鼓楼》综合版画

85cm×125cm 2018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在不同创作阶段，周吉荣版画作品中的空间呈现均容纳着重要的文化记忆，他常常通过对不同空间的构建与转换，营造出丰富多样的艺术氛围，呈现对文化记忆的多维表达。周吉荣作品中的空间构建与同时期艺术家的空间语言形成鲜明对比：徐冰突出对“文化符号的多重解构”，王广义强调“消费社会的冲击”，周吉荣则聚焦“城市化进程的地域文脉”。例如，在其《最后的纪念》与《时空记忆之三》作品中，封闭空间的建构如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所说的“纪念性空间”^[5]深度契合，这种空间通过抽离现实的方式，让人们沉浸在历史的氛围中；而在《景东秘境之二》（图2）中，他又打开了空间的边界，创造出一种开放而自由的艺术境界。值得一提的是，周吉荣作品中的空间转换与他对“文化记忆多元性”的解读有关，并非一种个人的形式经验，封闭空间凸显着对传统记忆的守护，而开放空间则对应着对现代记忆的容纳，两者共同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集体记忆的多元样貌。

周吉荣的版画作品通过抽象符号与知觉空间凝固文化记忆。他曾在访谈中讲道，“现实景象会跟随思绪不断幻化，记忆会以符号化的印迹定格在画面中”^[6]。在《海市蜃楼之八十》与《景观——鼓楼》（图3）作品中，符号化与抽象表达较为显著，画面中依稀可见的路标等元素不再是具体的物象显现，而是被艺术家凝练的一种抽象的视觉符号。又如“故城”系列作品通过纸浆等综合材料，将流逝的城市景象呈现在如山峦般起伏的纸面上，画面以一种抽象的符号语言，折射出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的交融。这种对空间形式的潜心构建，不仅突出了作品的视觉效果，更彰显了一种关于空间表达的哲学思考。

图4周吉荣《故城之三》纸浆综合材料

220cm×320cm 2019年

三、物性观照与语言表达

艺术媒介的“物性”指材料自身的纹理、质地、触感等物理属性及其所承载的文化隐喻。周吉荣版画作品中对媒介材质的综合运用，正是通过激活材料的物性来观照文化记忆。作品中材料的质感和制作过程中的印痕，与记忆、情感和历史形成映照，使抽象的文化记忆依附于具象的物质载体，让文化记忆的表达成为可感可触、有温度的艺术语言。

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艺术正从单一的媒介向多元媒介转型，其中转型的动力之一是记忆表达的多维需求，创作者通过材料的融合、技术的更新呈现文化记忆的多元化特征。周吉荣在技术、材料与媒介物性上进行持续挖掘与探索，从传统木版到丝网版，从漏印到纸浆的综合运用，从矿物质颜料到数字媒介的拓展，媒介的物性凸显为一种更为细腻的语言表达，契合了文化记忆的多元需求。

2025年8月，周吉荣在南京金陵美术馆举办展览时坦言，“既追求纸浆材质的独特质感，又坚守版画印痕之美的创作初心，纸浆的粗糙质感正是承载城市虚实时空与文化记忆的理想媒介”^[7]。在《故城之三》（图4）中，他将纸浆与藏区的红土、矿物质颜料混合运用，纸浆的“破碎与重组”呼应了城市化进程中记忆的“割裂与重塑”。藏区红土蕴含着民族文化、土地记忆的喻指，这种对充满文化意涵的材料运用，显然是艺术家有意为之，如其所言“希望通过纸浆的脆弱与藏区红土的浑厚，表现城市记忆的易逝与坚毅”^[8]。2012年，周吉荣参与“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了长4.4米、宽2.7米的大型丝网版画作品《北京古观象台》（图5），这件作品通过百余版丝网叠印，既呈现出古老仪器群的缜密细节与磅礴气势，又凸显了数字媒介技术赋予丝网版画的精密性与延展性。

图5周吉荣《北京古观象台》丝网版画

270cm×440cm 2016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

“观照”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其以“仰观俯察”的智慧辨本质，以“澄怀味象”的思维观事理。周吉荣的作品无论是对城市文化符号的提取，还是对材质物性的挖掘，均在时空映照中延续了一种“以虚静之心观物，以澄明之境体物”的审美境界，这种主客观视角使得其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情感色彩，成为沟通传统智慧与当代体察的审美纽带。《中国天眼》（图6）是周吉荣主持创作的第二项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当他站在黔境山地凝望这一相当于30个足球场大的大国重器之时，他的“观照”就不再是被动的凝视，而是一种主客体相融的“仰观俯察”。周吉荣在创作手记中谈道，“我凭借着多年对媒介材料实践的积累经验，最终采用3D数字建模进行制版，并借助柔性感光凹版技术，表现天眼工程的精湛，构图上以45度的视角展现‘中国天眼’在群峦中的雄姿”^[9]。这种呈现不是对科技设备的单一摹写，而是通过主观视角对实在的洞见与提炼，既保证了文化记忆的真实性，又使观众能够透过画面感受到事物的境界，从而获得趋近本质的文化信息。

图6周吉荣《中国天眼》综合版画

236cm×294cm 2019年 中国美术馆

为了体现文化记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周吉荣在延续“物我同一”的理念，同时尝试打破地域文化的局限性，他将东方艺术的气韵与西方的艺术表现相融合，通过挖掘城市发展中那些被遗忘的文化碎片，唤醒观者对文化传承的重视与敬畏，促进人们对集体文化记忆的传承与深思。在《绮城之四》（图7）中，观众既能感受到城市肌理在视觉语言上的物性凸显，又能清晰地看到画面流露出的中国传统山水画意蕴与西方现代抽象元素的交融与碰撞。

图7周吉荣《绮城之四》综合版画

125cm×272cm 2024年

结语

周吉荣的版画作品以时空为经纬，以版画综合媒介为载体，通过独特的观照方式，生动而深刻地呈现了其对文化记忆的视觉表达。他的作品在时空维度上追溯历史文化，在物性维度上拓宽媒介材质，以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观照文化记忆，使得作品在传统文化传承、文化交流融合和当代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为观众提供了一条深入理解文化记忆与艺术创作关系的有效路径。

注释

[1]周吉荣：《IAPA|周吉荣：艺术当随时代》，国际学院版画联盟官网发布，https://iapa.cafa.edu.cn，2021年10月20日。

[2][德]简·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3][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84—86页。

[4][6][7][8][9]周吉荣撰，何佳荣整理：《周吉荣创作手记》（未公开出版），2025年。

[5][挪]诺伯舒兹著，施植明译：《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185页。

（文/何佳荣，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来源：美术杂志社）

画家简介

周吉荣，1962年生于贵州省，198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同年留校任教。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学院版画研究院第一副院长、国际学院版画联盟秘书长。

曾参加1994年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香港、悉尼、伦敦Marlborough美术馆巡展、2002年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的“金色的收获——中国现代艺术展 ”、2004年意大利博洛尼亚现代美术馆“Officina Asia”国际艺术双年展、2013年国家博物馆“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展，作品获典藏。

曾获得（1979——1999）鲁迅版画奖、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奖、徐悲鸿艺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