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黄宗贤丨艺术教育的当下境遇、变革与使命

雪色菩萨岗，油画，60×50cm，2025

理性之思需要有一个逻辑起点，力图建构一个理论框架，而画画似乎没有预设，更倾向于感性的释放。我认为感性与理性的平衡对于人很重要。做学术研究和偶尔画画，就是自己寻求平衡的一种方式罢了。自己在写生或创作中，并非是无所思的“涂鸦”。我的画作更关注的是时空流转对生命样态的影响。生命在时光中的沧桑感、颜面斑驳的时光痕迹，最能引起我的关注，也最能引发心灵的悸动。人是时空的存在物，艺术家对时间的流逝、空间的挪移对于生命的影响和感觉的改变应该有一种敏锐感。我在画面中不会去表现眼睛觉得好看的事物，更着重的是通过色彩、线条、形式去建构、去呈现自己对生命的敏锐体验和观照。我在写生或者创作过程中比较喜欢对具有沧桑感的事物的表达，比如，断墙残垣以及老建筑、老街的痕迹等。在异域或者异地时，最容易打动我的便是自然和人造物中的岁月痕迹。时间赋予了这些物象第二生命特征，给人一种沉重的历史感和厚重感，进而引发我们对生命的思考、对时空的感怀。“感时”“忧世”是中国传统文人一种割舍不掉、挥之不去的情怀，因为人是时空的存在物，生命的状态也是最能够打动我们的。我曾说过，一个人不能不去江南感受杏花烟雨、小桥流水的优雅精致，更不能不去西北体会金戈铁马的浩瀚、长河落日圆的壮阔悲怆，在这里更容易引发我们对个体生命的思考。在辽阔空寂的空间里，最能体会到人的渺小、生命的短暂，也能激发出生命的意志。正因为感时忧世的情怀，使我对残荷一类的景象特别敏感。在残荷败叶里我看到一种灿烂、一种生命流转轮回的状态。生命在每个阶段都有着独特的魅力。残荷从表面形态看是一种衰竭和结束，但是这种衰竭与结束并不是走向死亡，而是一次蛰伏。就像冬眠的小精灵，它预示着或者蕴藏着一种新的能量，是为了重新的灿烂。一花一叶既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更是所有生命的状态。正是在这种流转、轮回之中，生命才显得更有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一成不变是任何事物的常态，那么这将失去很多的精彩。春天的花美得郁郁葱葱，夏天的花美得浓烈灿烂，而到了秋冬，它在寒霜中的傲然不也是一种更深刻的美吗？我想，感时忧世的情怀是人的隐幽心灵世界中不应消失的情怀，应该是一直鲜活存在的一种感觉。表达这种感觉，我总觉得视觉的力量超过文字表达。

很庆幸自己时常有作画的冲动。德国哲学家席勒曾说：“论勤奋你不及蜜峰，论敏捷你更像一只蠕虫，论智慧你又低于高级的生物，可是人类啊！你却独占艺术。”在席勒看来，创造艺术和享受艺术是上天赋予人的一种权利、一种责任。艺术伴随着人的诞生而诞生，也伴随着人的成长而变化。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可能要遭受没有阳光的日子，要经历饥不裹腹的困苦，可是却难以寻找没有艺术的时光。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人也可能创造最灿烂的艺术。人在艺术中，或使情感得到最充分的表达，或使想象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或使困惑的灵魂获得超然的快感，或使压抑的心绪化为超越的羽翅。所以，任何时候我都不会真正搁置画笔，况且朱光潜先生还说过“不懂一艺，莫谈艺”。创作实践之于我的艺术研究与艺术批判而言，是相得益彰的事。倘若有条件作画，何乐而不为呢？

周星：这个问题的交谈让我十分感动。因为您袒露的不仅仅是从事艺术教育的不舍的意志，更深植一种诗意的人文情怀、人生忧戚的真实感，还有对于艺术创作崇高性的真切感怀。艺术成就了您永恒的精神梦乡，而您对生命的思考、对时空的感怀、对感性与理性的平衡等重要性认识，都令人难忘。

四、艺术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同频共振

周星：黄院长，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来看。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共同在整个艺术教育界和艺术创作界耕耘多年，对于中国艺术教育多样复杂的状况深有体会，您怎么看？在艺术的专业化和实践技能培养之中，艺术学理论应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无论是专业性的院校，还是综合性的院校，其艺术专才的培养一定既有同也有异。您如何看待中国艺术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之中的核心使命？

云水间，油画，80×7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