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黄宗贤丨艺术教育的当下境遇、变革与使命

黄宗贤：的确，谈到中国艺术教育的多样复杂性，我们都是深有感触的。我认为多样与复杂恰恰是艺术和艺术教育发展进步的体现。今天艺术的功能在不断发生转换，艺术与社会、与人们的精神生活有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因而，需要不同类型的艺术人才，需要建构艺术人才培养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模式。一花独放不是春，多样总比单一好，复杂总比固化好。就如艺术学科专业目录，在经过长期的实践后得以新的调整，将艺术类博士培养分为专业和学术以及交叉学科几种类型，这体现分类管理、分类培养的原则与特色。这样或许更有利于不同艺术人才的培养。不过，分类指导培养，并不意味着不同类型之间没有共同性的核心问题的存在。

无论是艺术创作人才还是研究人才，其实都是艺术人才，都是艺术的生产者。只不过各自生产的产品形态有所不同，又有同一性。不同在于创作型艺术人才着重艺术的形式生产，而学术型人才则主要从事理论建构。其实，形式生产也好，理论建构也好，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艺术都是一种精神生产。当然，艺术生产不同于一般的精神生产，但是，艺术首先是一种精神生产。艺术专业、门类不同，艺术生产的媒介和方式、呈现的形态也有差异，但是思想性、观念性、精神性建构是创作实践主体的首要任务。艺术创作是人的审美意识形态的“文本”生产。艺术作品是创作主体的精神、思想、观念、情感、心绪“物化”的结果。艺术类博士研究生是最高的学历，因而学养的提升、知识结构的完善、视野的开阔、观念与精神建构是最重要的任务。技术性训练并非是培养的核心内容。不管是什么学科、专业的博士，应该是一个博学之士，“博”之含义为大、广、通。

所以，专业博士点的设置绝不是削弱学生艺术理论建构能力的理由。长期以来，我国艺术院校在学生培养过程中，本来就存在艺与术、理论与实践不平衡的现象，存在着重术轻艺、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艺术专业博士设置后，有可能使理论与实践脱节、艺与术分离变得堂而皇之。事实上，现有的艺术类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存在学术含量不高、理论创新能力不强、研究能力薄弱的问题，如果不以完善的机制对这种问题加以防范，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能力的下滑，就有可能不再是个别现象。如果以专业性为由，忽略博士研究生艺术理论素养的提升，弱化观念建构、研究能力的培养，不仅与专业博士点设置的初衷相悖，也与当代艺术的发展相悖。艺术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思想；没有思想的技巧是雕虫小技。艺术需要激情，同样需要理性的思考。艺术永远是伴随着思想前行的。

由此，我认为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艺术院校、艺术的什么专业，无论是培养什么类型的艺术人才，艺术的理论建构是最基本、最核心的任务。在今天的艺术和艺术教育界，时常要发生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内涵与边界的论争。不同学者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认为没有一个独立于具体艺术门类的所谓一般的或者说共性的艺术学理论，而只有具体门类的艺术学理论，如音乐理论、美术理论、戏剧理论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艺术之所以称为艺术，说明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一定有共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有超越具体门类的一般的艺术学理论的存在。这种理论着重于对艺术的本质、规律和特点的探讨，而不是对具体艺术门类问题的探讨。持前种观点的多为某一具体艺术门类的史论学者，如美术史、音乐史、电影史、戏剧史等；坚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多为长期从事整体的文艺学或美学研究与教学的学者。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意义不大，之所以发生这种争议，还是相互间理解认识上的差异造成的，当然，也不排除学术的本位主义的态度。

我认为，任何学术研究都可以以小见大，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分析到抽象概括。谈论艺术的共性问题，当然可以从具体的艺术谈起，而且应该倡导以小见大、由个性分析到共性把握的研究方法。即便是黑格尔在划定他心目中的艺术史的时候，也是从建筑、雕塑、绘画等具体门类谈起的。他关于艺术的本质、特征、风格问题的阐述，往往也是从具体艺术门类展开的。那种认为艺术史只能是整合式的，而非具体艺术门类的艺术史才是艺术史，只有关涉“整体性”艺术的理论才是艺术理论的看法，是狭隘的，甚至是荒唐的，更是与当今学术的发展相悖的。

当今学界，特别是人文学科，在不断地跨界，不断地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拓展自己的领域与疆界，使自身的研究对象、范畴、方法不断延展，并由此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去推进，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审视，无论是关于艺术的整体性哲理思考，还是具体艺术问题的探讨，无论是试图构建整体的艺术史，还是谈论具体艺术门类的艺术史问题，在我看来都是艺术学研究的对象与范畴。艺术理论与艺术的其他门类划分，不都是人为的结果吗？对于艺术学理论的内涵、边界的理解最好以开放的态度来对待。推动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发展，不在于是共性还是个性观照，是宏观还是微观的审视，而在于在文明互鉴的视域下，立足中国现实，聚合中国艺术经验，强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理论建构与话语建构。

没有对艺术实践经验的观照、凝练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支撑的实践可能是苍白的。只有艺术的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在更高层度上的同频共振，中国的艺术学科才会有新的推进。

周星：在和您长期的交往中，我们也不断切磋过此问题，但这一次我觉得是最全面也是最辩证地体现出您对于学理和专业指向性、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之间关系的理解，我高度认同。

五、媒介变迁与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担当和作为

周星：我们都在面对着时代的变化，无论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都给予艺术创作、艺术人才培养以及更宽泛的艺术教育带来冲击。您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艺术教育、艺术专业人才培养和艺术学理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使命？

黄宗贤：周教授的这个问题很应景，也是置身于当下的我们必须正视与回答的问题。最近，在几次学术研讨会上，我针对您谈到的问题交流了我的感受，提出了同样的话题。我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革命尚未谢幕，呼啸而来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让世界振动连绵，给人们欣喜，也让人们嗟叹甚至焦虑。这种情形中，我们必然要叩问：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艺术应有什么样的底色与品格？艺术教育何为？艺术教育何能？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数字技术强烈地冲击着艺术界。基于人工智能基础上的数字技术等新技术新媒介更多地介入艺术，改变了艺术的表现形态、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在表现形态上，艺术不再囿于单一媒介的表现，出现许多新型的艺术空间和艺术形态。各种数字化的新型社会文化空间，如虚拟的艺术社区、文化社区、艺术社交平台等空间应运而生。艺术成为整个文化及虚拟文化环境空间的一部分，形成各种不同的新型艺术空间传播渠道。同时，也催生了很多新的艺术功能，并且通过媒介融合将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觉综合起来，给人集约式的审美体验。就造型艺术而言，架上绘画受到严重挤压，而新媒介艺术、综合艺术或实验艺术成为主流。新型艺术形态也改变了艺术接受方式，当代艺术以其“剧场性”“场域性”特征与现代主义艺术拉开距离，让观众获得参与式、互动式、沉浸式的全新审美体验。

新媒介促进了当代艺术形态与空间的快速转换，但是，在强大的技术力量面前，艺术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其主要表现就是“景观化”和“视觉嘉年华”现象突出。关于在新技术下艺术的异化现象，我已有专文进行过讨论，在此不必赘述。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仅要正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于当代艺术和艺术教育带来的挑战，更要看到其促进艺术和艺术教育发展的新机遇。对于新技术的冲击无须焦虑，更不必恐慌。如果我们纠缠于这些问题，就可能杞人忧天和自我迷惑，因为艺术需要媒介，但是媒介并不等于艺术。人类的艺术史也可以说是与媒介技术互动的历史。每一次技术媒介的发展都为艺术的变革创新带来新的机遇。技术媒介的创新发展没有止境，因而艺术的创新发展也无止境。不过，我们要看到万变中不变的艺术价值。也就是说，不管艺术的媒介和语言有什么变化，艺术作为心灵律动的符号、通向他界的方舟、介入社会的力量、人格塑造的方式的价值取向是不会变动的。

渡，丙烯，160×80cm

墙，丙烯，90×7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