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篆刻而言“碑意篆刻”的实际发生可能远早于理论概念的总结。乾嘉朝金石学的兴盛及书坛的“抑帖扬碑”之风大行,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对先秦篆籀笔法的表现,金石文字的质朴刚健和雄强的风格才被正式赋予碑学背景,由此篆刻形成了以清代邓石如为代表,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踵事增华的“后篆刻时代”即“碑意篆刻”时代。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碑学观念影响之下的吴昌硕等人大写意花鸟画,以“碑学笔法”沿着“意”“写”“大”去表现直观,增强了它展览的视觉魅力。每次艺术视觉方式的转换其发生发展到兴盛的演变过程,本质是由内在文化观念所支配的,而文化观念是历史性的随其所处的社会思潮、艺术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在评判“现当代篆刻”之前,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学界对“现代性”及其与“西方性”区别的理解。不可否认,“现代性”一词本是对应19世纪前后西文的中译。这就使得汉语现代性在词源上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具有难以理清的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