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贤 | ​​​当代艺术的形态转向与美学的方位

高扬人文精神，赋予媒介以灵魂。无论是古今中外，艺术的媒介、语言、风格总是流变的，而真正的艺术总是人的精神观念的文本生产。卡希尔承认物质性是艺术的重要属性，但他更强调艺术总是浸透创作主体心灵对现实与时代的感知。而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活动。艺术的媒介、语言、风格总是精神的表征。抽离了精神性，媒介只留下了物性，语言不再有意义。面对当下的机遇与挑战，笔者认为，艺术创作主体重要的是扼守人本主义精神。在消费文化景观无处不在的境况中，艺术家最不应该弱化的是“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提示着艺术家作为一个主体的真实存在。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指出，“人的现实”——人在现实意义的维度上，是由实存本体论维系的自由的自为存在。也就是说，人作为“自为的存在”，并非仅存在着，而是“只有在他‘实现’自己的时候才存在着”。同样，艺术家作为实现艺术价值的创作主体，只有将自身对世界的思考灌注于创作中时，才能最大化地实现其作为艺术创作者的价值。因而，在当代艺术作品不断丧失其内在价值与美学品格的危机下，创作者更应该挖掘此种“自为的存在”，并将其运用于艺术创作中。古今中外的优秀艺术家无不在自己的作品里注入了自我对生命的体验、对时空的感悟、对现实与人生的态度，蕴含着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切或对人自身的文化想象与精神诉求。

中国艺术在现代化转换的百年历程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形塑了独特的艺术面貌与精神品格。感时忧世，将个人的艺术情趣、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维系是许多经典名作和成功艺术家所呈现出来的最重要的品格。当今的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变革过程中，如何用艺术方式去表达大变局、大变革中，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心灵体验与感受以及精神诉求、心灵建构，是艺术家们不可回避的责任担当和应有的价值追求。沉湎于感性欲望的表达、陶醉于媒介奇观的建构，难以彰显艺术的意义与价值。

在回归中转换，于承扬中超越。随着时代语境的转换与媒介技术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当然要顺势而为、应时而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面貌和主体精神的弱化与缺失。相反，中国当代艺术应该有而且必须有自己的底色与品格。中国当代艺术体系建构，要在多元的文化视向中寻求文化与艺术的流动性、开放性，更要从中国艺术的历史文脉与精神传统中寻求养料。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艺术的文脉与传统具有延绵性、整体性的特征，而且许多精神品格与价值取向并不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其意义，相反可以并应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体系建构的重要资源、甚至承扬的美学精神。因而，如何去承接中国艺术的传统文脉，发掘那些因我们追求“现代性”的热情而遮蔽了其价值的本土艺术观念，进而重构富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体系(包括艺术学的学科体系与理论范式)，是当代艺术创作者与研究者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简单来说，当下的艺术创作者应形成对以模仿为主导的创作模式的反思，也应对“媒介崇拜”的现象保持抵御的姿态。在重思中国传统文脉与艺术精神的过程中，实现借用西方范式向构建中国体系的思维转换。

中国艺术传统与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之于当代艺术的意义与价值是多维多向的，在此仅以点带面地列举就足以显示“一斑窥豹”的效应。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展览中不乏以反思性、批判性视角来表达对当下世界性生态危机关切的作品，甚至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在媒介运用、语言形态的建构上，多借用西方现当代批判性艺术元素，凸显撕裂、破碎，甚至毁灭感。其实中国艺术传统中“天人合一”“物我同一”的美学精神与境界，完全可以为当代艺术生态主题创作提供养料与视向。“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永恒的最高境界，人与自然的共存与互动、自然与社会的彼此相容与和谐也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公共性问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最根本的人文精神，也为当代艺术创作的意趣追求提供了富有启迪性的参照。再如，当代艺术要避免美学的“空心化”现象，创作者应以“道艺合一”为价值追求。庄子曾言：“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庄子•天地》)“道”为本，“技”为末，“道进乎技”，道的本质就是艺术的本质，“道”与“艺”都代表着人生的终极境界。为何中国古代哲人们关于艺术问题、审美问题的思考能经历数千年后依然具有思想的魅力，能够触动历代人的心灵，就在于他们的艺术思考关乎人生、社会、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因而改变“技、艺、道”分离的现实、追求为人生而艺术的价值信条是当代艺术创作者应有的理论之思与行为实践。“媒介秀”“视觉嘉年华”往往给人们以吸引眼球的张力、身体的快适，却可能缺乏引导人们凝视与思考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