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苏丹 | 在城市脉动中追寻生命景观

邵：现在城里也有很多小区会进行命名，过去的命名让人有归属感，现在则大多是商品化命名。

苏：浪漫主义命名、社会景观命名不再具有社会理想，不过我认为顽固的社会理想也未必是好事。它是我们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那时每个人都雄心勃勃地想解放全人类，随时准备做出牺牲，像打了鸡血一样。大量地消除个人隐私，这是其弊病所在。所以老一辈人往往很怀念那个时代，像我这样处于中间状态的人，还是会保持一种比较理性的判断。

邵：世界、乌托邦、窗口，你策展时的用词常让我感觉你的情绪随着这个时期在起伏。

苏：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邻居来自五湖四海，那是真正的文化多元化。社区活动有政治的理念在里面，平常家庭的主体全在生产线上，一个车间的人都彼此熟知——液压车间和铸钢车间是上下游的关系，技术科则是更上游的。人们已经在流水线、生产线上建立了互相之间的了解，把这种关系带到家庭里面就很熟悉。

▲1986年，迎泽公园©城释®历史影像鉴藏数据库

▲1959年，迎泽大街全景©城释®历史影像鉴藏数据库

邵：生产关系决定了空间所处地方的关系构成方式，生产线和生活线是交织在一起的状态。

苏：欧洲有些城市是交织的结构，但在中国的规划里，厂区和生活区是分开的。分开的原因有很多，当时中国的工业主要是军工和重工业、矿业。军工的防范意识很强，要用大围墙围起来，离它不远一定是规划的生活区。欧洲的生产车间和居住区多是混在一起的，相对来讲比较开放，工厂没有那么清晰的边界围合。

人们有很多种方式化解社会矛盾，除非闹得不可开交。厂里还有保卫科，和派出所是平行的关系，后来变成了公安处。上升到重大形式或出现了形式鉴定里的问题才会移交其他部门处理。

人口多元导致生活方式互相影响。父亲来自长江以南，他的饮食习惯也影响了当地人，很多本地人原来不能容忍的食物，后来也慢慢接受了。除了生活方式的影响，多元文化形成的创造力也很厉害。小时候我的偶像就生活在身边——那时我左边楼的邻居是成方圆，右边的邻居是阎维文，都是我们从小敬仰、效仿的榜样。

▲1972年，在安徽铜陵与表兄弟们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