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娜丨“国潮”舞蹈现象中的“破”与“立”

舞蹈界持续不断地创作精品，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筑时代精神的历程中，推动“国潮”情怀的持续升温。舞蹈创作在追逐文化与潮流相融合的过程中，灌注强烈的主体意识，通过舞蹈艺术中身体的“具身化”产生情感共鸣和思想共振，获取高度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为时代的精神家园建构作出独特贡献。

舞剧《杜甫》重庆市歌舞团（摄影：刘海栋）

（三）“在场性”：立当代舞蹈审美场域之境

“在场性”共情是包括舞蹈在内的舞台艺术的一个重要观演体验。走进剧场观看舞剧已成为一种生活时尚，这种现象的生发归根结底依托于剧场所赋予的“在场性”共情带给舞蹈的艺术魅力。

中国舞蹈是一种身体文化，汉代《毛诗序》将“舞”列为人类表达情感的最高手段，也是与人的内在情感靠得很近的艺术。舞蹈作为一种“活态”文化传承在反映人的底层思想和内在情感时，与当代美学思想、审美意识、审美需求较为贴合，具有深厚的群众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舞蹈发展的沃土，其同流共源性是演员表演与观众观演身心共振的核心。当下，不同题材舞剧的上演，吸引、满足不同需求的观众走进剧场，感受身临其境的身体之美与艺术陶冶，也是舞蹈由小众走向大众的桥梁，只有走进剧场，才能体验到“在场性”观演带来的刺激与震撼。

当下，舞蹈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唤醒了大众的审美意识和文化共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以受众为主体，生发为两种“在场性”观看模式：一种是观众走进剧场观看的实际性在场；另一种是通过网络观看的虚拟性在场，两者均存在着主体间交往互动的实在关系。演员与观众的身体同时在场，主动与被动间信息与能量的交换使观与演角色在不断互换与交融中产生身体共振与情感共情，达成身体与思想的“共生”状态。这种“共生”不仅体现在来自于身体的同一性，还来自于思维、意识、文化、精神所带来的共识。当观众走进剧场，角色便发生了质变，不单纯是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更是一名“在场性”参与者，与舞台上所讲述的故事、塑造的人物、传达的情感同步进行三度创作，这种同频共生的体验会产生本能的情感共鸣，在身体之美的感召下，唤醒观众的审美共情。

舞剧是要走进剧场才能感受到舞蹈所带来的艺术张力和氛围感的。《赵氏孤儿》这部堪称“费”观众眼泪的舞剧，从人性的维度解读、塑造、刻画剧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和跌宕起伏的剧情，以饱满恣意的情感、细腻到位的演绎，在舞与剧最完美的结合下，成就舞剧史上壮丽的悲剧。全程充满沉郁顿挫的悲凉之感，当庄姬公主“托孤”程婴时，扮演群舞的赵家族人以传递的方式庄重悲凉地把婴儿交至程婴手中，程婴一次次地拒绝、躲闪，群舞一次次地传递、跟随，在情绪堆叠中，将内在情感充满张力地扩散于舞台，庄姬公主的悲凄、崩溃、渴求之情也弥散于整个剧场。舞蹈中情绪递进的舞台化处理外化、放大了人物的内心情感，使人物塑造更具艺术张力，更容易与观众建立情感连接，达成共情。《托孤》《救孤》《成长》《复仇》幕幕催人泪下，在紧张的剧情推进和情感晕染中，激荡出人性最深处的崇高与永恒。此外，像《精忠报国》《醒·狮》《青梅煮酒》《昭君出塞》《家》《朱自清》等均是在舞蹈艺术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精神力量的舞剧作品，在舞蹈魅力的感召下，唤醒在场观众的审美共情和民族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