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 | 隐秘的影响力：从道家到莫里斯·布朗肖

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也提到了“形象”这一概念。他称，“形象”对作家是一种诱惑，它剥夺了作家赋予意义的能力，它抛弃了自己的感性本质，抛弃了世界，带着我们从世界中退回。它不再将自身暴露给我们，却以一种与时空在场不同的在场方式肯定自身。被形象迷住的人，并未看到任何真实的物体，任何真实的图像，因为他所见的，并不属于现实世界，而是属于不确定的迷人情境。[44]在《文学空间》的第一章结尾处，布朗肖又以注释的形式，对“形象”做了进一步解释：“根据通俗的分析，形象总在物之后，是物的延续，我们看到了，然后我们想象”。也就是说，形象是我们看到物之后形成的物像，“形象随着物而来。‘之后’暗示着从属”。不过这种通俗的分析在布朗肖看来，或许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形象”指的是另一种：在文学中，难道不是语言本身彻底变成了形象吗？这并不是指语言包含着形象，或把现实灌注到形象中，而是说，这是它自己的形象，是语言的形象（而非形象语言）。[45]

若单纯从布朗肖的文本出发，他的这种观点会令人颇为费解。但如果将其与马丁·布伯的《庄子》后记结合起来，我们的困惑就会大大降低。布伯笔下老子的“形象”，指的是道的教言的形象，即，源于巫术精神的人类的原初声音或原始语言的形象。这也是他为什么说，老子的言谈“根本就不是我们称之为言语的东西，而只是像一阵微风吹过海面时从大海深沉的怀抱中发出的飒飒声。”[46]顺着这一思路，就能理解为什么布朗肖会说，文学中的形象“不是指语言包含着形象……而是说，这是它自己的形象，是语言的形象（而非形象语言）”[47]；同时也能够理解，布朗肖为什么又说，被“形象”迷住的人，看不到任何真实的物体，任何真实的图像，他所见的不属于现实世界，而是属于不确定的迷人情境。因为“形象”代表的不是物，而是人类的原初声音与精神力量。

在《文学空间》的附录“想象物的两种说法”中，布朗肖又借用了工具的例子阐释“形象”：当一件工具被损坏时，它就成了它自己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工具不再消失于用途中，而是显现出来。物的这种在场是相似物和映像的在场，如果愿意，也可以说是物的双重在场。艺术范畴是与物的这种在场的可能性联在一起的。[48]也就是说，在布朗肖看来，文学语言就好比是损坏掉的工具；工具只有失去了现实的功用，才成为自身的形象；文学语言也是如此。在文学中，它失去了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功用性，于是就成为语言自身的形象。或者换句话说，文学语言只有失去了自己的世俗功用，才会展现其用，即，让语言本身以本然或原初的状态显现出来。这其实就是道家说的“无用之用”。布伯在《庄子》后记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庄子认为“人们并不明白无用之用。他们称之为无目的的东西就是道的目的。”[49]

那么，为什么被形象迷住的偏偏是作家？这一问题从布伯的《庄子》后记中也能找到答案。布伯说：“在历经了几个世纪后，教言传到了一个人的身上，他如同所有的诗人，在心里汇聚了许多的民间传说，创作出了关于教言的寓言。这个人叫庄子。这样，道的教言寓言就不是由核心人物说出的、被实现的直接语词（像耶稣和佛的教言中的寓言那样）。相反，它是当它已经实现的时候，就成为接受了教言的人的诗歌。”[50]换言之，庄子接受了老子的道的教言，也就是“形象”，然后将其变成了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