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布朗肖一生极其神秘,他读过什么书,研究过谁的思想,目前除了借助他的作品,还很难诉诸其它渠道。但借助于关联分析,我们仍然能够获得一些可靠的信息。
其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道家文化在以法、德为首的欧洲掀起了较大热潮,布朗肖就生长和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且他对法、德文化最为精通。这为他接触道家思想提供了基础。
其二,布伯与卫礼贤的《庄子》《老子》译本在当时的热潮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布朗肖对布伯极其尊敬和熟悉。这为他接触道家典籍提供了最便利的途径[37]。
其三,通过本文上面的分析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出,布朗肖对道家思想的掌握,决不仅止于简单的“了解”。换句话说,以布朗肖对道家思想的了解程度,仅仅依靠间接材料是很难做到的,而且这样做也明显违背了一位学者的学术素养。
其四,布伯在《庄子》后记中的许多观点明显被布朗肖吸收(具体将在第三部分详细论述),这成为他研读过《庄子》文本的最直接证据。
其五,布朗肖对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神秘主义思想非常感兴趣[38],而道家思想自从传入欧洲,几乎一直都被当成神秘主义对待。这一点极大提高了他对道家思想产生兴趣、进而研读道家典籍的可能性。
其六,海德格尔也很喜欢布伯的《庄子》德译本。不止有一位学者提到,海德格尔阅读过布伯的《庄子》[39],甚至“曾反复阅读”[40]。布朗肖一直对海德格尔保持着高度关注,这从他的《海德格尔与犹太教》一文就能看出;而且如前所言,二人的思想存在“颇多亲近之处”。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布朗肖研读道家典籍的可能性。
当我们把所有这些相关信息都综合起来考量时,就基本可以证明,布朗肖最起码阅读过马丁·布伯的《庄子》德译本。而只要布朗肖研读过布伯的《庄子》德译本,同时也就意味着,他起码也读过了大半本的《道德经》。因为,布伯在《庄子》后记中引用了大量的《道德经》原文,据统计有30次,具体涉及第1、2、5、6、16、17、25、28、29、37、39、41、42、47、49、55、56、57、62、64、73、75、78章的内容。
此外,在布伯的《庄子》德语节译本1910年面世以后,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翻译的《老子》和《庄子》德译本也分别在1911年和1912年出版。卫礼贤曾经客居中国长达26年,对中国文化颇为精通,他的德译本当时可以说是好评如潮,布朗肖熟悉的黑塞、荣格等人都曾给出过很高的评价。据说海德格尔也“曾经是卫礼贤作品的忠实读者”[41]。如果将布朗肖对道家思想的兴趣,对布伯《庄子》德译本的阅读基础,以及卫礼贤德译本的受欢迎程度,等等因素综合起来考量就会发现,他研读卫礼贤《老子》《庄子》德译本的可能性也很大。毕竟,“布伯的《庄子》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看作一个可以向德国读者展现《庄子》原貌的版本”[42],他在后记中节译的《道德经》的部分章节,更是让人无从把握老子思想的全貌,卫礼贤的德译本则正好可以弥补这些不足。
三、布朗肖对布伯《庄子》后记中部分观点的吸收
布朗肖对布伯极其熟悉和尊敬,他在给所罗门·马尔卡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爱马丁·布伯,……他以一种有时接近夏加尔的迷人的风格,给予了我们许多。”[43]而我们阅读布朗肖的作品时会发现,他明显吸收了布伯在《庄子》后记中的一部分观点。
布伯在后记中提出,“教言”是所有古老文明的起源阶段都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它是一种源自巫术的精神力量和原始声音。“教言”的实现过程,就好比人类从儿童到青年,再到成人的过程,布伯把儿童期的教言称为“呼喊”,即“孤独者的言词”;把成年期的教言称为“叙述”,即“布道的言词”,就像耶稣和佛的教言中的寓言;把青年期的教言称为“形象”,即“过渡的言词”,老子的教言就被他称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