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 | 戏曲现代发展的突围之路

戏曲艺术之所以走向背离客观现实的道路，并不是戏曲艺术家不爱国，也不是他们没有伸张正义意识。应该说，近代的艺术家们由于经历了时代风云的洗礼，与古代的艺术家相比，更注重主体意识的高扬、个性的自觉和人的解放，更具有了进步的思想意识。但是，艺术家们以理性的主体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客观现实相对抗，其艰、其难、其险是可想而知的。梅兰芳蓄须明志、以命相争的爱国情操，不可谓不坚强，不能不让后人感动。但戏曲作为一个当时处于下九流的行业，无论如何也抗不过三座大山的压迫。那个年代，戏曲是一种大众性、仪式性、教化性、象征性很强的艺术门类，其舞台演出的号召力和鼓动性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可比拟的，其政治敏感性和被警戒的程度也是其他形式所不可比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严酷的政治压迫、惨重的经济剥削和残酷的文化挤压，封锁了戏曲从政治上、思想上、道义上伸张独立主张的空间。既然理性主体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表现客观现实，那他们也不粉饰冷酷的现实，加之依靠票房而生存的巨大压力，艺术家们只能让自己的艺术远离现实生活，在形式美的创造与追求中寄托自己的理想。

而正是这种对形式美的极致追求，使得戏曲艺术在形式美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由此铸造了戏曲艺术第二种美的高峰——古典的美。戏曲古典美的创造，使戏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使戏曲形式美的神韵牢牢地植根于大众精神世界和审美心理结构的深层。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戏曲对于中国最广大的民众来说，几乎是唯一的文化大餐。戏曲既可观看又可参与、既有娱乐性、又有教化性，是可以直接表达生活梦想和艺术理想的文化生活方式。戏曲与大众在精神上、审美心理上以及社会生活上的密切联系，并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人们与戏曲的关系，由社会的、理性的、历史的内容沉淀为个体的、感性的、直观的审美趣味，转化为稳定的审美心理结构保留下来，并传承至今。如马克思所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五官，看似是自然的，其实也是社会的；眼睛和耳朵的审美功能和价值取向，看似是后天培养的，其实也是历史积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戏曲是民族文化最有代表性、最有稳定性、最有群众基础的艺术表达方式，牢牢植根于社会历史与大众心理的深层。

另外，20世纪初的“剪发易服”运动之后，整个社会生活逐步进入了一个不同于古代的新的生活状态，或者说逐步进入了人们穿“时装”的阶段。由古代戏曲的传统样式向“时装”戏的转化，从艺术上讲是脱胎换骨的转变。这个转变没有执政者的支持、没有全行业的努力、没有全社会的配合，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个任务只能历史性地留给了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

（三）社会主义的戏曲（约1949年之后）

社会主义阶段的戏曲艺术美是客观与主观、理想与现实、再现与表现、理性与感性、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是对第二阶段古典美的扬弃，是对第一阶段古朴美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戏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戏曲艺术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内容与形式的对立，将在新的社会基础上、更高的历史阶段上辩证统一起来，焕发新的活力，获得新的生机，创造中国戏曲现代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