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锋丨象是什么？

（二）“象”与“影”

“影”是另一个与“象”密切相关的概念。在现代汉语中有“影象”或者“影像”一词，指“象”的一种特殊类型，而且“影”与“形”也密切相关，有“形影不离”的说法。“象”与“形”的关系，让“象”具有离开“物”的特性；“象”与“影”的关系，反过来又将“象”与“物”联系了起来。

《庄子·齐物论》记载了一段影子与影子的影子之间的对话，这段对话对于我们理解“象”尤其是“象”与“物”的关系可以提供某些独特的启示：“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４０]根据通行的理解，这里的“景”指的是影子，“罔两”指的是影子的影子，权且简称为重影。影子有待于物形，重影有待于影子，庄子提出的这种相待关系与柏拉图阐发的摹仿关系非常不同。我们今天关于“象”和“影像”的理解，更多受到柏拉图的摹仿关系的影响。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以床为例，区分了三种床：神的床即床的理式，木匠制作的床即床的实物，画家制作的床即床的形象。它们三者的关系是摹仿关系：木匠摹仿床的理式，画家摹仿床的实物。鉴于柏拉图认为理式是永恒的真实，因此画家的床就是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着三层。如果我们抛开柏拉图的理式，仅思考木匠制作的床与画家描绘的床之间的关系，就接近于我们今天思考的“象”或者“影像”了。根据柏拉图，“象”是物的摹仿，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似关系，但是“象”只是制造物的幻觉，因此会形成欺骗。

庄子的相待关系与柏拉图的摹仿关系不同，如果说摹仿关系看重的是相似性，相待关系看重的则是因果性。在相似关系中，画家描绘的床尽管是对木匠制作的床的摹仿，但是床的绘画可以独立于床的实物而存在，因此床的绘画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床的实物的影子。影子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庄子所说的影子是字面意义上的影子，影子不能离开被投射的物形而独立存在。庄子并没有考虑影子与实物是否相似，而是考虑它们是否依赖。尽管庄子也将“物”与“影”区别开来了，就像柏拉图将床的绘画与床的实物区别开来一样，但是庄子的本体论框架比柏拉图的本体论框架要细密得多。在柏拉图那里，实物与图像一分为二。在庄子那里，“物”还可以区分出“薄物”或者“轻物”，如蛇蜕的皮和蝉蜕的壳，“影”还可以区分出“重影”或者“弱影”，如罔两。于是，在一分为二的本体论框架中，就可以加入新的实体。这种加入会导致两种明显的后果：一方面，它导致本体论框架的开放性，作为一端的“物”也有所待，以至于无穷，作为另一端的“影”同样也有所待，以至于无穷；另一方面，它导致诸实体之间的连续性，例如通过“薄物”将“物”与“影”联系起来。在庄子的文本中，作为“薄物”的蛇皮和蝉壳已经处于“物”与“影”之间了。在一个像光谱一样的有密度的、连续的本体论框架中，所有实体都不具有独立性，不仅“象”具有非实体性，其他实体也具有非实体性。换句话说，所有实体都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之间的边界是依境遇而定的，因而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连续性，那么在二分的本体论框架中全然无关的事物就可以通过增加某些环节而联系起来。本雅明注意到了中国艺术的“写意”就具有一种特有的勾连能力或者表达能力。在西方二分的本体论框架中，文学与绘画、意义与形象之间的鸿沟，在中国艺术中是不存在的。本雅明发现，中国书画家通过快速运动的笔画制造出一连串的相似，在它们的相互缠绕中将不可见的意义呈现为可见的形象。如果我们将快速运动的笔画制造出来的一连串的相似视为一系列流动的影像，那么“象”的表意机制就被揭示出来了。[４１]没有这种像光谱一般的有密度的、连续的本体论框架，“写意”即“以象表意”就无法得到解释。